多蕾西到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总结和回顾自己这一生，发现是有脉络可寻的，她遵循着：出走、学习、生存、适应。人生每十年，她走完一轮，周而复始。
多蕾西的童年不算幸福，父亲是菲律宾人，母亲是墨西哥人。父母曾是一个工厂的同事，做为少数族群，同病可怜，很快就住在了一起，彼此相依，互相温暖。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在生下多蕾西后，他爸爸开始酗酒，对她母亲实行家暴，母亲带着多蕾西在美国的各个城市躲避父亲的追逐，因为父亲扬言要把他们绑在自己身边。 多蕾西长大后听有人讲，父亲最后还是死在了酒上。
所以在五、六岁的时候，多蕾西就开始了人中的第一个循环：跟随母亲出走，跟着母亲在新的环境里学习新的生存本领，在之后的几年不断调整状态，到最后适应那样的环境。
从20岁到40岁，多蕾西是比较平稳的。她从艰难的环境里成长，努力上了一所护理学校，毕业后在从事护理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切都应该是岁月静好，与丈夫的关系起初也非常融洽。
她遗传父亲的棕色皮肤特别吸引丈夫，让他觉得一种异国情调。可是随着丈夫的人生重心放在了事业上，除了在家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
这让多蕾西认真考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于是她辞去了工作，选择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出走，这次她是主动的。她去了危地马拉，在那里的一个慈善组织工作。
她心中生出了某种正义，要么改变一个人，要么改变整个世界，她选择了后者。 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单纯，或者说更为激进。
她加入了素食主义者的队伍，同时成了反战人士，以及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公平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接触学习新的理念，新的信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了新的生活。
在跟斯坦福当大学教授的丈夫离婚后，她把纽约那套可以住八个人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给自己留了一百美金，剩下的钱捐给了救济组织。
她从东部来到西部，在洛杉矶的街头开始了流浪拾荒生涯。她遵循的“公平主义”要求她放弃所有的荣华富贵，因为每一份享乐背后的动机和行动，都是对穷人的不正义。虽然她的这种行为不能为穷人改变什么，但是能让她觉得心安。
她有了新的伴侣，查理。跟她相比，查理的想法更单纯，也更纯粹，他教会多蕾西如何在垃圾桶里找到食物，对附近城市的垃圾走向熟捻于胸，每年大学毕业季，大学周围的垃圾场就是他们的幸运地，因为那时候大学生会扔很多不错的东西。
查理曾经是俄勒冈大学的教授，他也辞去了工作，跟老婆离了婚，相同的经历和价值观让他们两人走到了一起。
可是事情总像是一个轮回，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上面。查理和多蕾西后来也分手了，因为查理更激进的理念，让多蕾西感到力不从心。
多蕾西离开查理后去了尼加拉瓜，这时候她意识到，要么去影响一个人，要么去改变一个世界。前者有可能会让被帮助的人误解，并不领情，后者可能是遥遥无期。
她选择了去帮助一个人，在尼加拉瓜，她在一个妇女组织担任护士的培训工作。
多蕾西84岁的时候，有人去采访她，她这个时候准备离开待了20多年的尼加拉瓜，她还想出走，然后学习新的事物，在一个新的环境生存下去，并且适应它。
“对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吗？”，她想了想，平淡的说：“我已经84了，可是我不担心身体，我母亲94岁离开的。
我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在最后的几天，我会拒绝进食的，只喝点水，然后安静地死去。我听说，查理在俄勒冈就是这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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