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嘉映，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关键词: 语言决定论; 思想语; 表达; 思考; 语言; 心象; 内部语言; 翻译; 言不尽意
摘要: 本文从“我们用语言思考吗”这个问题开始追问，围绕“语言决定论”和“思想语假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提出质疑。本文指出，“用什么思考”的意思不是“思考时心里浮现了什么”，而是心智活动通过什么表达系统获得直接表达。思考以语言为归宿———在言说活动中，多种多样形式的心智活动通过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表达系统获得表达; 这种表达是未成形东西的成形，而不是一种现成物转换成另一种现成物。本文借用交通系统来理解表达系统，进一步阐明以上论点。立足于以上基本思想，本文分别对“动物的语言”，“形象思维”、“内部语言”、翻译、“普通语言”，“找词儿”、“言不尽意”等多种题目展开讨论。言说活动一端连着言说者的种种经验，另一端连在语言上。语言不决定我们的思考; 但说话的动物习惯以语言为归宿来思考，因此，语言参与塑造我们的思考。用英语、汉语、几何图形思考，思考会各有不同。本文更进一步说明，虽然字词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表达系统，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验都可以通过字词语言获得充分表达。
中图分类号: H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511 ( 2013) 06 － 0003 － 21
§ 1 我们用语言思考吗?
我在美国待了几年，回国后，屡屡有朋友问我: “你现在能用英语思考吗?”我是学哲学的，学哲学的人有个怪癖，听到这样的问题，先想到的不是回答“yes”或“no”，而是“用
英语思考这话是什么意思?”用英语或者说用某种语言思考是什么意思?我们用语言思考吗———中国人用汉语思考，英国人用英语思考?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思想家为此颇费思忖，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读者诸君，我猜想，答案也会见仁见智。的确，我们一旦开始追问用语言思考是什么意思，就会被引向对语言本性的思考，引向如何界定思想的难题，引向源远流长的“思想—语言之关系问题”。
我们可以带着我们是否用语言思考这个问题重读关于语言本性的种种探究。我们普通人反思语言的本性，容易这样想: 文字是用来记录口语的，这么想下来，口语用来记录心里的意思。古之贤智者，似乎也这样看——— “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 〔《庄子·天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说法，言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各个民族的言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恐怕不是用语言思考，语言只是把我们已有的思考表达出来，言说只是为我们的思想穿上衣裳。
§ 2 “语言决定论”
直到19 世纪下半叶，这些蛮寻常的看法才受到严重的挑战。不少思想家提出，语言不仅是我们表达思想的手段，它也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洪堡说: “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 P72) 依照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已经清楚分节的世界，然后用语词给这些现成的成分帖上标签，实际上，是语言才把现实加以明确区分的，“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2］( P157) 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
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德语把下棋、踢球、打猎、演出统归在Spiel 之下，英语和汉语却没有正好与之相应的范畴。诠释学传统的思想家一般持相似的思路。施莱尔马赫说: “话语是思维共同性的中介”，他又说道: “语言是实际思想的方式。因为没有话语就没有思想。……没有人能无语词地思想。没有语词， 思想也不是完成的和清楚的。”［3］( P48， 49) 狄尔泰说: “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4］( P77) 伽达默尔甚至说: “现实并不会在语言的‘背后’发生……现实完全是在语言中发生的。”［5］( P36)这个思想方向最知名的代表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 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是由其语言形式决定的，语言怎样描述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这个假说，常被称作“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牢笼论”。
萨丕尔、沃尔夫以及持类似看法的学者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供了不少理据。
动物没有语言，相应地，也没有思想。思想必使用概念，而概念是属于语言的。空间的
概念化〔或言说空间〕是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足球落在我前面的一块石头那里，我们会说球在石头前面，豪萨人却说球在石头后面。英语说A ball is thrown under the table，有些语言则不说“从桌子底下”而说“穿过桌子”———这些不同说法规定了空间概念化的不同方式: 在英语的说法里，桌子主要被视作一个平面，而那些说“穿过桌子”的语言则把桌子视作三维物体。当然，汉语是最全面周到的语言，因为我们会说球从桌子“底下”“穿过”。我们自己也可以想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英语说put on my coat，汉语则说“穿” 大衣; 英语说my thoughts go back to my dead father，汉语则说“追”思亡父。
语言之间的比较还提供了其他好多例证。各种语言对颜色的分类相去很远，有的语言有数十个颜色词，而有的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思尼·印第安人用同一个词来称黄色和橙色，结果， 他们“不大容易分清黄色和橙色”。［6］( P56) ①我们用一个“雪”字所称的东西，因纽特人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名称，然而，他们却没有雪这个总名。西班牙语中没有“病了”这个总的说法，而必须区分久病和临时的病。显然，相关语族的人是在不同的概括层面思维。火、雷、电，在我们的语言里是名词，在霍皮语中则是动词〔据沃尔夫，这更合乎道理〕。努特卡语看来只有动词没有名词，我们说到房子的场合，他们会说一座房子出现了等等。
心理学实验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主试人先说一个反事实句，if John were to go to the hospital，然后问接下来的那个主句所说的事情是否发生了，美国学生98%答对，中国学生才7%。研究者称，这是因为汉语里没有反事实句这种设置。
按照语言决定论的看法，我们用且只用语言思考，既然我们不可能超出语言思考，语言就是思想的牢笼。
§ 3 质疑语言决定论
语言决定论受到了众多质疑。关于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有论者指出，各种语言对事物的区分并不是完全任意的，例如自然品类名称，杨树、柳树、松树、橡树等等，在各种语言中相同或至少极为接近。思维不一定借助语言，文学中有所谓“形象思维”的说法，很多文学家艺术家，例如诗人柯勒律治和雕塑家瑟尔斯〔James Surls〕谈到过视觉意象在他们的思考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这远不限于文学艺术，爱因斯坦写道:
“语言中的语词，无论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在我的思想机制中看来都不起任何作用。看来
思想用作元素的心理物是某些可以“随意愿”调出并组合的符号和大致比较清楚的形象……
就我的情况说，上述提到的元素是视觉的还带点肌肉类型的。”其他科学家也有类似的经验和说法，例如，视觉意象在苯环和双螺旋发现过程中的作用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再则，语言是线性的，而思想不是线性的。你想到一幅黑云压城的景象，这并不意味着你依次想到黑色、云、压、城池。你看到的是黑云，只是在言说时才分出了黑和云。婴孩在学会说话之前已懂得别人对他说的一些话，天生的聋哑人思维基本正常，这些似乎都说明，语言是思维的结果而非思维必需的工具。我们甚至可以引猴子等高等动物为例来说明此点，因为它们显然有某些相当复杂的心智活动。说到底，如果在语言之前没有思维，语言怎么能被发明出来?如果语言决定思想，双语人心里似乎该有两个世界图景，但这不合实情。或更一般地，不同语言的使用者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比较各种语言刻画球从桌子底下穿过的方式并研究它们怎样影响到空间的概念化，依赖于我们能够客观地知道桌子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不同语言着意于刻画这个“客观存在”的不同侧面。正由于我们面对共同的客观现实，我们才能讨论不同语言对现实世界的不同概念化，也才可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如果我们各自囚禁在母语的牢笼里，翻译就成为不可能之事。
语言决定论引称的“事实”有不少是以讹传讹，例如，据后来的调查，因纽特人并没有成十上百指涉雪的名称，实际上，他们指雪及类似东西的名称跟英语大致一样多。努特卡语并非只有动词，而是像所有语言一样有动词名词之分。
心理学研究也并不支持语言决定论。儿童在习得语言之前已有多种认识能力，例如能清楚认识连续出现的物事的次序。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并不意味着这个语族只能区分两种颜色，研究表明，虽然各种语言中的颜色词相去很远，但各语族人对颜色的知觉并没有多大差异。不少心理学研究毋宁得出了反对语言决定论的结论，例如语言病理心理学马尔姆贝格的研究结论是: “句子不只是带有意义的、孤立的、并列的单位的重复，而是由一个包括句子全部并且一开始就在说话人的脑子里定型的图式决定的”。［7］( P125)
§ 4 “语言决定论”往往只是通俗标签
我认为语言决定论完全不能成立。不过，这里须为萨丕尔等人说句公道话。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出现语言决定论的倾向，但他们在著述中所表述的思想远不可以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语言牢笼论”等标签来概括。引用他们的语录，也应留心不要断章取义。例如，萨丕尔的确说过“言语是通向思维的惟一途径”，但他在说这话之前并非没有疑虑，他先说，“思维可能是另一个自然领域，不同于人为的语言”，而且一般说来，思想高于语言，然后他才说，“然而，就我们所知，言语似乎是通向思维的惟一途径。”［8］( P14) 萨丕尔又说:“语言和我们的思想轨道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回事。”［8］( P195)这个“某种意义”也许需要澄清，但显然不是无条件地把思想等同于语言。人们经常引用萨丕尔的另一段话，这段话说: “‘实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上……我们如此这般地去看去听去经验，很大部
分是因为我们群体的语言习惯预定了对某些解释的选择。”
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常见的情形: 人们先用比较醒目的提法来概括某种思想，后人不再关心原著，只是从这个标签望文生义。简单地把萨丕尔、沃尔夫称作语言决定论者是不公正的，遑论把索绪尔、伽达默尔也列在其中。尽管萨丕尔、沃尔夫的不少见解我无法接受，但他们提出的思路超越了初级反思，提示出向更深层次思考的方向。
§ 5 思想语
上节用来质疑语言决定论的理据，不少引自S. 平克，例如爱因斯坦用形象思考的那段话。平克认为，这些理据不仅驳斥了语言决定论，也驳斥了我们用语言思想这一流行见解。他认为，虽然我们平常会说我用汉语思考或我用英语思想，但我们并非像字面所说的那样真的用汉语或英语思考。我们真正用来思考的，是思想语: ① 在所有自然语言之下，有一种思想语，它是“大脑的某种默不出声的媒介”，它也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是所有人类普遍具有的表征系统。自然语言有种种缺陷，如含混、歧义等等，我们不可能用它来思考。思想语这种表征系统则没有这些缺陷，我们的思想寓处于这种媒介之中，“每当我们要把思想传达给某位听者时才穿上语词的衣裳”。［9］( P45)
平克在《语言本能》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相关思想，后来又在《心智是怎么工作的》一书中补充了一些论证。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在自然语言中有同形异义字，它们会引起歧义。单听到“Jim went to the bank． ”这句话，我们无法判断这“bank”是“river bank” 还是“money bank”。但显然，说话人自己知道他指的是哪个，可见，在他的思想里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bank”的所指是由例如A 和B 两个不同的符号来代表的。人称代词也属于此类，说话人用“他”指的是谁? 说话人自己当然知道。同样，我们需要思想语来解释双关语，例如: What do lawyers do when they die? ———Lie still。〔律师死后做什么事? ———静静躺着; 继续撒谎。〕说话人用来思想的语言是一种更丰富的语言，但他为了迅速地传达思想，在说出的语言里省略了大量信息，由听者的想象去补足，但储存着这些信息的思想语却无须去想象，“因为它正是想象本身”。［10］( P70) 代词等等只是为了听者而设的，说者本人并不需要它们。反过来，思想语也能解释同义语现象。“张三打了李四”和“李四被张三打了”这两个不同的句子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思想语假说，这些不同的语词组合方式之外，一定还存在着什么别的东西，那就是那个“同一个意思”，它在思想语中是由同一串符号链来表征的。
思想语假说也有助于解释其他诸多语言现象。例如，我们都有“找词儿”的经验: 我有
个想法，却不知用什么适当的词句表达出来;或者，话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意识到自己所说的并未准确表达自己所想的; 或者，我记不得那人的话语，却分明记得那席话语的意思。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些现象? 显然，话语之外，另有“所想的”东西。这种东西以什么形式寄存呢? 思想语。而且，只有假设存在思想语，我们才能解释孩子怎么学会语言，解释创造新词，解释语言间的翻译，而“懂得一种语言就是知道怎样把思想语翻译成语词串以及知道怎样反过来翻译。”［9］( P73) ———我们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实际上是先把英语翻译为思想语，然后把思想语翻译为汉语。
我不认同思想语假说。在我看来，平克的种种论证基于对语言本性的错误看法，他所列举的那些语言现象也无须用思想语假说来解释。让我们先从爱因斯坦用形象思考这件事开始。
§ 6 心里掠过的形象
爱因斯坦说，在他的思想机制中，起作用的不是语词，而是形象。平克反驳我们用语言进行思考的时候，引用了这段话，用来说明这位大科学家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形象来思考。关于爱因斯坦这段话，本文后面还要论及。这里先谈两点。第一点很简单: 即使爱因斯坦这段话表明我们不用语言思考，它也不能用来支持思想语假说———平克各处谈到的思想语，一点儿都不像爱因斯坦用来思考的“形象”，更不像带点儿肌肉感的元素。第二点是重点。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心里可能掠过这样那样的形象，这些形象并不一般地等同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思想时用作元素的“心理物”。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思考之际心里都掠过了一些什么。我面对一位朋友，为某件事情要向他道歉，可该怎么开口却煞费踌躇。这时候，我心里也许掠过上次我们见面时我对他不礼貌的样子，掠过他气恼的样子，谁知道呢，也许还掠过当时说话的声调，旁观者的眼神也游移不定地闪过? 浮现出懊恼之情，这种情绪可能模模糊糊。这些可都是我用来思考的东西? 我脱口说出“原谅我当时的冒失”，而偏偏是这句话，甚至这句话里的任何一个词，事先都并未在我脑海里浮现。这其实是休谟他们早就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你教我“三角形三边的垂直平分线相交于一点”这一定理，我努力弄懂这个定理，这时候，我心里浮现的是略带黄色的大大的直角三角形或略带灰色的小小的锐角三角形，这些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有无浮现三角形，又有什么关系?我听见敲门声之后说请进，你进来问我说请进时心里浮现了什么，我恐怕答不出来———这委实是个奇怪的问题。你可能会想，请进来得太快了，心里浮现的东西稍纵即逝，我们来不及看清它是什么。这个想法已经把我们引向歧途: 不管心里浮现的东西是不是稍纵即逝，它根本就不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查看的东西———这里很容易陷进弄哲学的死胡同，以为面临的困难在于我们须得描述难以捕捉的现象，疾速滑走的当下经验，或诸如此类。这时我们觉得普通语言似乎太粗糙了，似乎我们不是在和日常所讲的那些现象打交道，而是在和那些“稍纵即逝的现象”打交道。［11］( P436)
§ 7 直接表达
我到美国几年后，有一个变化: 从前，听见敲门，我回答: “请进。”现在，我回答:“come in please． ”我在说“请进”和“come in please”之前或之际的一瞬心里掠过什么? 掠过的东西是否相同?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非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也许会说，心里没掠过什么，我直接就说了请进。我没想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不管心里当真什么都没闪现过抑或其实闪现过点儿什么，不管闪现过的是些什么，恐怕都不是仿佛我心里先用英语说了一遍come in please，然后嘴上把它说了出来。但come in please 这句话有点儿太简单了吧? 的确，我英语不够好，跟英美人对话的时候，我得把自己的想法在心里先用汉语说出来，然后在心里翻译成英语句子，然后再说出来。这，恰恰是人们所说的“〔虽然会说英语，但还〕不能用英语思考”。
又在美国过了十年，我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谈天论地， 吵架骂人， 就像说“come in please”一样脱口而出。这时候，人们会说: “这家伙在用英语思考”。是的，英美人用英语思考，就像我们用汉语思考。
“我们用什么思想”问的不是思想时浮现在心里的东西，而是思想借以表达自身的媒介: 思考用什么表达出来，所想的通过什么获得直接表达。“你是否用英语思考”问的不是你说话时“心里浮现的是不是英语”，而是你是不是直接用英语表达你的思想。
我们知道，直接是个slippery word。不过，在我们的上下文里， “直接用英语表达”的意思相当清楚———它相对于先在心里说汉语，然后把它译作英语。
固然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面试见考官之前: 我在心里默默把要说的话说了几遍，说话只是把在心里已经组织好的话语说出来，但通常，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却不是这样，我心里所想的没有形成语言，它在我说话之际形成语言。
§ 8 “浑然之物”的成形
表达是未成形的东西〔“一团不定形的浑然之物”〕获得明确的形式。我要表达一个想法，当然，在一个基本意义上，这个想法已经在那里了。但它不是以某种既成的形式存在在那里。从心里的想法到表达出这个想法，不像把放在抽屉里的项链戴到脖子上，而是某种尚未成形的东西转变为具有明确形式的东西，或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是从潜能到实现的过程。这一关键之点，先哲多有阐论，这里只选上两段。维特根斯坦说:“人们被引诱使用这样的图画: 他其实‘要说的’，他‘意谓的’，在我们说出来以前就已经现成摆在他心里了。”［11］( P334) 梅洛－ 庞蒂: “说话人并非在用言语表达某种既成的思想，而是在实现它”。［12］( P233)表达不是移动现成的东西，“表达是具有创造性的”; ［13］( P63) 事涉复杂的想法，从所想到说出可以是极为艰难的工作。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不是两种现成东西的关系，不是现成的东西外面套上一套衣服，如维果茨基所言，“言语不能像穿上一件现成的外套那样套在思维外面。思维在转化成言语时经历了很多变化。它不仅仅在言语中发现了它的表述; 它还找到了它的现实和形式”。［14］( P137) 的确，如果思想语已经是一种成形的语言，思想在思想语里已经获得了表达，那我们不禁要问: 当我们要把思想传达给某位听者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再穿上自然语词的“衣裳”呢?你坚持认为，一种成形的语言必须有另一种成形的语言为基础，我们在说出话语之前必定已在心里用另一种语言思考。然而，这并不能帮我们躲过浑然之物成形的这一步———在心里用思想语说话同样是在把某些不成形的东西形成为语言。尚未形成为语言的想法是些什么呢? 它们是心里掠过的意象、形象、感觉吗? 你在默想，我问你在想什么，你回答说: 我在想我刚才应该对这个病人说实话。我说: 我是在问你说这话之前在想什么? 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你若听懂了，大概只能回答: 我就是在想我刚才应该对这个病人说实话呀。〔当然，也许你没有把你的想法说清楚，那时，你会试着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你的想法，是的，你仍然是说出你的想法，而不是告诉我你心里浮现出过什么意象。〕心里掠过的意象、形象、感觉并不是你的想法。你也许仍然要说，这个想法曾寄身在这些意象、形象、感觉之中，潜藏在这些形态之中，好吧，如果你的兴趣是追索这个想法未成形之前我的大脑里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活动，那么，如房德里耶、维特根斯坦等多位思想家所见，你是对“心理学问题”感兴趣。心理学家可以考察一个想法寄身于哪些心理形态。但这个想法并不是这些形态。
被问到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怎样回答?我们把想法说出来，让尚未成形的想法在语言中成形。否则，我们会像在奇境里漫游的爱丽丝那样，“怎么回事儿呀，我脑子里好像满是想法，可我想不清它们是什么!”用比较拗口的话说: 只有通过表达它才是那个想法。
§ 9 表达系统
说话是一种表达。它不同于呲牙咧嘴表达了疼痛，语言表达是通过一个系统———语言系统来表达。
任何一个表达系统都是一种广义的语言。音乐、绘画、绘制地图的符号系统，乃至一些行为举止，这些都是表达系统，都是广义的语言。最典型的表达系统是字词语言〔Wortsprache〕。我们说到语言，凡不会引起误解之处，说的都是字词语言。
本文无意全面界定语言，只须大致说到，字词语言是一个分环勾连〔articulated〕系统〔简单说，句子由词构成〕; 这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系统的成分是一式的〔例如突出体现在文字形式的一式性上〕。与其他表达系统相比，字词语言可以说无所不在，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绘画语言、音乐语言等等与字词语言有极为重要的区别。本文不一一探讨各种语言的独特之处而只限于泛泛指出，如索绪尔等大师反复强调，字词语言的成分几乎完全由整个系统的结构规定，而绘画等等语言却不是如此。这里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表达系统与人们到处所说的表征系统〔representative system〕有别。这一点在字词语言这里要比在其他语言那里更加突出。表征系统这个用语暗含了镜子隐喻，从而强烈误导，无论把语言说成是表征现实还是表征观念。说语言表征这个那个，近乎于说筌表征鱼，道路表征步履。语言哲学中意义指称论等大量困扰即来自这个强烈误导的隐喻。
§ 10 包裹比喻
在各种各样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语言的形形色色的定义。我们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比喻或隐喻。它们也许能够比定义更多地指引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其中有一个经常碰到的是寄送包裹的比喻: 我要送给你一样礼物，把它打上包装，寄出去，你收到包裹，打开包装，得到了包装里面的礼物。我心里的观念或意义是礼物，表达式是包装。这个比喻比穿外套的比喻更进一层，因为它还包括了寄送〔传达〕这个环节。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对语言交流的初级反思。包裹比喻跟表征思路拉开了距离，在一点上优于镜子比喻。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寄送包裹，你连包装带礼物都收到了，你打开包装，里面是礼物; 而在语言交流中，我说话，你收到的只有表达式。
也许我们可以把包裹比喻改进一下。我在寄送礼物的时候，需要选择不同的包装，例如，贵重礼物用精致的包装，普通礼物用普通包装，于是，你可以从包装来猜测我要寄送的是什么东西。猜测或猜谜是又一种关于语言交流的初级反思———语词是谜面，说话人握有谜底，听话人则在猜谜，理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猜对了谜底。由于种种缘故，我们有时的确要猜说话人是什么意思，比如在官场上猜测领导的意图，但这不是语言交流的常规。我听到你说“请进”，说“电话在书房桌子上”，我并不需要猜测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进一步改进这个比喻———每一个意思有它特定的包装，这样，你只看包装就知道我寄来的是什么礼物了。然而，这离开原来的比喻已经太远了。即使如此，这仍然是把礼物和包装设想成两样各自现成的、可以分离的物事，没有体现出意思在言词中成形这一要点。
§ 11 道路比喻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道路网的比喻，这是一个古老的比喻，甚至说成是比喻也不一定恰当，汉语里的“道”本来既有道路的意思又有言说的意思。不管怎样，我认为从道路系统来理解语言会有很多收益。
从道路系统这个比喻着眼，可以这样界说语言: 语言是一套公共的、稳定的、系统的表达设施。语言是一套公共设施，而不是某种在我心里的东西。仅此一点，就把本文的主张与大多数表征理论区分开来。这一关键点，在我读过的文著里，只有房德里耶、维特根斯坦等少数论者给予过明确的阐述。房德里耶说: “语言有它自己的存在，不依赖言说者的心灵倾向。他的语言作为某种已经组织好的东西来到他这里，就像来到他手头的工具。他可以为种种不同的目的使用它……但它总是同样的工具。”房德里耶接下去说:“我们可以不依赖心智单独研究语言”; ［15］( P237) 这话我也同意，当然加上“在某种意义上”要更稳妥些。语言是一套公共设施，我心里的意思、“私有的”意思，须通过这套公共设施得到表达。你想要表达思想，你就得先学会一种语言，就像你得掌握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才能去到你要去的地方。要去什么地方，这个想法已经在那里了，道路系统也已经在那里了。但这个“那里”却不是一式的: 我的想法在我心里，道路系统在家门外面。
§ 12 筑路
我们如何就有了语言这种设施呢? 简单说，就像我们建设道路设施那样。道行之而成，或者，为行走方便修筑而成。
据说，思想语假说的一个用途是解释语言的产生。语言的产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思想语假说却帮不上什么忙。如果语言必须以思想语为基础才能产生，那么，思想语又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反过来，如果思想语可以在其他心智活动的基础上产生，那么，为什么语言就不能直接在其他心智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呢?
§ 13 道路网不是牢笼
一套发达的交通系统由多种多样的内容构成，有高速路，有街道; 有的平交，有的立交;平交的路口或设转盘，或设红绿灯。一套既定的设施，例如红绿灯，是自由的条件抑或是一种束缚? 一般说来，世上的设施原本应我们的需求产生或建成，它们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为我们设下牢笼。前辈艺术家摸索出格律、对位法、透视法，我们依格律写诗，依对位法作曲，依透视法作画，并非要把自己套入牢笼。无数诗人依格律写出了传诵千古的佳作。语法和词汇也不是牢笼。
当然，既定设施有可能成为约束。诗人们摸索出了格律，但他们有时会感到格律的束缚。你要是觉得五律这种形式束缚你现在要表达的思想，你可以写七律，可以写五言古风，当然，你也可能完全抛弃格律，用自由体写诗。
当然，语言比格律又有不同，你很难完全跳出语言。你可以拈花一笑，可以轻歌曼舞或暗送秋波，但你多半还是会开口说话。不过，语言的疆土上有不同类型的道路。诗意盎然的人们可以找到挥洒他们所感所识的语言方式。我们的语言有那么多词汇，语法有那么多门道，足够让你那点小意思得到自由的表达。房德里耶评断说: “对于当真有的可说的人，语言从不拆台。我们不必听信那些拙劣的作者，他们写不出好作品，因此怪罪于语言; 过错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15］( P347) 的确，通常，你不需要改变语言，你精通其中的妙道，蛮可以说得花样翻新。万不得已，你可以试着造词，甚至改变语法，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追随你的用法，它就会沉淀而成语言的一部分。我们的语言是一套相当稳定的设施，但每一代人都在对语言做出这样那样的改变。
§ 14 娴熟技能与本能
听见敲门，我不假思索说“请进”，英美人脱口而出“come in please”。在很多场合，我们开口就来，让说话看起来颇似本能。我们天天说话，不少人成天唠叨个不停，我们动嘴皮子的本事比水手打结还来得娴熟和不假思索。但这只是由于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一项技能，别忘了，我们曾笨拙地学习过，就像水手曾笨拙地学习过打水手结。
用语言表达思想不同于呲牙咧嘴表达了疼痛，说话依于学会一套表达程式，因此，我们显然须把不假思索的说话区别于本能反应。哇的一声哭喊“表达”了疼痛，脸部肌肉抽搐“表达”了愤怒，这是因果式的、不受控制的“表达”。无论我们多么娴熟于说话或打水手结，它都不是因果式、反应式的本能，而是自我领会着的、有标的有控制的活动。也因此，言者与听者知道表达得是否正确、是否合适，知道什么是较好的或较差的表达，而除非你在演戏，否则谈不上脸部肌肉抽搐是否更好地表达了愤怒。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最好把这些最初习得而日后得心应手极为娴熟的活动称为习性，而不能称之为本能———即使称之为“获得性本能”也不好。
语言能力包括许多层次许多方面，有些层次上的能力，某些部分的能力，是本能，例如通过软腭的升降发出口音、鼻音、鼻化音，这不是我们有意识习得的，也不是我们通过反思能够发现的。更不消说，我们必定基于某些本能才学得会语言〔或学会任何东西〕。但这远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单凭本能说话。
冯特把熟练钢琴家弹琴的活动等等称为“获得性本能”，参见威廉·冯特: 《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论稿》，李维、沈烈敏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27 讲，二。乔姆斯基说———很难设想谁能认真怀疑……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契合于心智组织的严格原理，反思无法通达这些原理，但它们至少在原则上可通过间接的途径加以研究。［16］( P277)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契合于心智组织的严格原理，这只能说明我们基于某些本能学会了语言，而不能表明说话全凭本能。接下来，乔姆斯基区分了反思所能通达的东西和通过间接途径研究所能通达的东西，这是一个深见功力的区分———这的确是区分本能/非本能的良方。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尤其事涉基础语音范围，其中有些部分我们无法通过反思通达，只能通过间接研究来了解，例如，一岁的孩子怎样学会发出完整的音节，怎样学会从句子中区分单词，我们说汉语的人在说连续两个上声字的时候第二个字的发音会合乎规律地转音，这些，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也无法通过反思知道，我们只是通过科学研究才了解。但另一些语言能力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句子中哪个词加重语气，
这是我们通常有意为之，至少可以通过反思加以了解。至于我们何以如此遣词造句，更是多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娴熟的技术和养成的习性，使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不假思索，但它们仍可以通过反思通达。我随手打了个水手结，你要跟我学，问我是怎么打的结，我说不上来。这当然不意味着我靠本能打结，我自己也不“知道”动作是怎么完成的。现在，我为了教给你，我可以再一次打个结，放慢动作，一边打，一边注意自己是怎么打的。
科林伍德在《哲学方法》一书开篇说，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却不知自己怎么做的，例如消化。甚至事涉心智也可能如此，例如作诗。但若我们所做之事涉及思考，我们顶好应该明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才能做得好。［17］( P1) 的确，诗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诗句是怎么冒出来的，但仍然，把作诗并列于消化难免误导。消化不是习得的，我们人人都会消化，作诗却是习得的，实际上，只有很少人最后学会了作诗。事涉做事这样的事情，的确，我们顶好应该明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弄明白呢? 用上文乔姆斯基所立的两分来说，我们通过反思弄明白，而不是通过作诗的间接研究。间接研究的结果不仅没多少价值，而且，其结论若不能获得优秀诗人的认可，恐怕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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