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禅者

现代中国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当是辜鸿铭和林语堂，在日本向西方传播日本文化的首推铃木大拙，在成效上铃木大拙稍胜一筹。三人学贯东西，尤其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虽其思想保守，但林语堂高举“德先生”大旗，可见学养、价值观不是主因，纵观三人著作文章，讲故事上铃木大拙棋高一着，尽管他所从事的佛教禅学对西方人来说天书一般，充满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但并不妨碍他把禅宗引入西方，兴起热潮，成为欧美禅学的奠基大师，影响了西方心理学、精神治疗学、哲学等心灵学科，以至于今天西方已不用中国的拼音“ch’an”而使用铃木大拙翻译的“Zen”来表示“禅”，铃木大拙的声名在西方要大于本国日本，在日本他被誉为“世界的禅者”，在西方“可媲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铃木大拙最喜欢的圆形，画圆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课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在西方出版时，荣格作序题为《大解脱》。荣格一如既往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完全可以作为学术论文独立成册。荣格道：“我们要对作者至表感谢，首先是因为他让禅学更贴切西方世界的思考，其次是因为他实现这个课题的取径。”铃木大拙常说：“只有将自身置于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之中，才能够映衬出东方文化的真髓。”他能够将东方的思想学说以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在东西方不同的思想体系中自由切换，寻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一味贬低和抨击西方文化。

1957年8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心理分析学系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铃木大拙作了一个演讲，他在讲到东西方差异的时候举了个例子：

芭蕉是17世纪日本的一位伟大诗人，他有一首俳句：

                当我细细看

                啊，一棵荠花

                开在篱墙边！

铃木大拙感叹的这段文字非常精彩：

“喜马拉雅山脉可以激起庄严的敬畏，太平洋的波涛可以引起人的无限之感。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诗意地或神秘地张开，他就像芭蕉一样，觉得在每一片野草的叶子上都有着一种真正超乎所有贪欲的、卑下的人类情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将人提升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光华犹如净界那样。在这种情况中，庞大壮丽是与之无关的。在这一方面，这位日本诗人有其特殊的禀赋，在微小的事物上发现伟大，而超乎所有数与量的尺度。”

另首诗来自于西方诗人丁尼生：

      墙上的花

      我把你从裂缝中拔下；

      握在掌中，拿到此处，连根带花，

      小小的花，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

      一切一切，连根带花，

      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区别是显然的：丁尼生把花拔下，这意味着植物一定会死，但他必须满足好奇心，如同医学家要把花活体解剖。芭蕉沉湎在默想中，他只让惊叹号来说他想说的一切。丁尼生下一步继续他的智力行为：“我了解吗？”“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丁尼生人格是同花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铃木大拙称之为“绝对主观性”。他总结道：丁尼生没有感情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最后他得出结论，西方的心灵是：

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力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

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

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的等等。

两首小诗解读了东方和西方。铃木大拙在英美前后生活了二十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训练，而东方文化却是融入血液中的。

这个研讨会有墨西哥和美国约50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会后，弗洛姆把其中的三篇演讲词结集出版，书名为《禅与心理分析》。

佛教禅宗源于印度，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佛教在中国传播，必须适应中国社会，融合中国文化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禅宗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宋代传入日本，从此中国式微，日本光大。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铃木家族景仰儒释道。铃木大拙原名铃木贞太郎，三位兄长分别名为铃木元太郎、铃木亨太郎、铃木利太郎，元、亨、利、贞来自于《易经》。大拙的名字是随宗演学禅成为居士时宗演为他改的，取意于老子的“大巧若拙”。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关于日本的艺术文化章节里提到:

“日本艺术才能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一角式’，它发端于南宋大画家之一的马远。”“微波荡漾的江面上漂浮着一叶扁舟（马元，《寒江独钓图》），这足以唤醒人们对大江的空旷无垠，以及对内心的和平与满足的感受——‘孤绝’的禅意”。

马元作画只用一角，其余留白，史称“马一角”。这幅画让人联想起柳宗元绝句《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种“绝、灭、孤、独”在日本文化用语辞典中称之为——侘（wabi）。在中国“侘”同“诧”，夸耀的意思。侘傺是双声联绵词，表示失意。《离骚》有句“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仅此而已。铃木大拙说：

“‘侘’的真正意义是‘贫困’，消极地讲就是‘不在时代潮流中随波逐流’。所谓贫困，即不依赖于世俗的事物——财富、权力、声名，而且在内心感受到某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地位的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的存在——这里构成‘侘’的本质的东西。若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表达，‘侘’就是满足地居住在两三张榻榻米席大小的、如同梭罗的小木屋一样的屋中，饥时从屋后的田地里摘一盘蔬菜即可果腹，闲时则侧耳倾听潇潇春雨的嘀嗒声。”

这样的解释倒也是符合本义的。

接着，铃木大拙又推出了另一个日本的鉴赏家们所欣赏的字——寂（sabi），“从字面来讲，‘寂’是‘孤绝’或‘孤独’之意。”他通过藤原定家的和歌来定义：

        举目四顾，

        不见花艳枫红。

        滩上茅屋，

        兀兀独立秋暮。

孤绝所渲染出来的不尽是秋日黄昏的渔村，也有早春的嫩绿。藤原家隆把此表现出来了:

        瘦雪含嫩绿，

        山间悄然春。

        欲把此讯息，

        传将待花人。

王阳明答友人有段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历史上注解这段话做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王阳明在日本也是颇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审美很有可能“同归于寂”。

铃木大拙在禅与俳句的章节中再次提到了“侘”和“寂”的“永恒的孤绝”的“风雅”精神，诗和远方是不需要轨道的，现代化与诗、俳句是格格不入的，一顶斗笠，一根手杖，一副行囊就足够了，现代旅行失去了精神意义，毕竟人生就是从一个未知到另一个未知的旅途。

“侘”和“寂”在茶道里达到高峰，而茶道的高潮也在“侘”和“寂”。这里，“侘”和“寂”被定义为是一种对贫乏的积极的审美情趣。“虽不自由却无不自由之念，虽不富足却无不富足之念，虽不完美却无不完美之念，方为‘侘’。”“侘寂”就如梵语佛经的某些词无法精确翻译和注疏，它是日本独特的文化，这确实是很“妙”、“玄妙”或者是“幽玄”的。

日本把禅宗降低身段与大众结合，而把生活拉升成“道”，中国人看是琐碎小事、雕虫小技，到了日本化身为花道、茶道、剑道、柔道、书道、棋道……，条条大道通罗马，西方对“生活禅”欣然接受。禅宗的“不立文字”更是让西方人不用学习语言就能领会禅的要旨，因为禅用一种被称为公案的问答法印证，这些公案几乎都来自于中国。赵州从谂是唐代的禅师。有个和尚问他：“狗有佛性吗？”赵州回答：“无。”公案中，这个“无”不是回答他有还是没有的“无”，没有含义，只要注意声音，就只是“无”，就如狗叫声“汪”。铃木大拙说：

“这‘无’的声音一直要念下去，直至整个的心都被它浸透，而没有余地留给任何其他思想。这个有声无声地诵着这个声音的人，现在已同这个声音完全合二为一了。重复念着‘无’的，已不再是一个个人，是‘无’自己在重复着自己。……这个‘无’、这个‘我’与宇宙无意识，三者是一，而一是三。……我称此种情况为‘有意识的无意识’，或‘无意识的有意识’。”

实际上铃木大拙是在讲述他年轻时候的“开悟”历程。

而发问者遭到大师棒喝的也比比皆是，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让他们“开悟”。有许多公案，比较精彩的当属下例：

有位知事巡视一座佛寺。佛寺住持领他参观。见到墙上挂着以前各任住持像时，知事指着其中之一说：这是谁？

住持说：故住持。

知事说：这是像，人在何处？

这是两难的问题。如果回答在何处，就有具体方位的执着；如果回答不在，就意味着人死灯没，与佛理相悖。

在场的人都无法回答，住持想到最近新来佛寺的一个奇怪的云水和尚，就请他来回答。知事把问题给他重复了一遍：这是故住持的像，人在何处？

和尚大叫：大人

知事回答：在此

和尚说：他在何处？

知事当下“悟”了，这个和尚就是后来的黄檗希运，唐代伟大的禅师之一。“悟”也写作“忢”，把心放下。西方人用头脑思考，东方人用心思考，头脑为意识，心为无意识，悟就是对无意识的意识。

铃木大拙两次来中国，第二次来时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包括鲁迅、胡适。他见了鲁迅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以“春宵一刻值千金”来形容两人的晤谈。与胡适却笔仗不断，指责他没有资格研究禅学。中国大陆出版的铃木大拙的书往往写上鲁迅、胡适、钱穆、荣格、弗洛姆和海德格尔等推荐，扉页上都含有这段文字：

我的学识渊博的朋友——前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教授铃木大拙博士，近30年来，一直都在做着向西方人士解说和介绍禅的工作……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学者，我一直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铃木的著作。

                                            ——胡适

完全是一篇热情洋溢的颂文。且慢，还有被删除的下文：

“但对他的研究方法，却也一直未掩饰过我的失望。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据铃木本人和他的弟子的说法，禅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

出版社用心良苦，其实完整地发表也许更能吸引读者。

铃木大拙著作甚丰，但在中国大陆出版很少。究其原因恐怕与他对敏感问题行文的隐晦有关。铃木大拙崇拜中国，但更爱日本，无可厚非，对日本民族的高度赞美和对武士道的颂扬交杂着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魅影，遭东西方诟病。尽管铃木大拙是反战的，但毕竟禅对侵华日军的影响（日本军人在军营打坐）、对武士道忠孝仁义的解读和日本民族“灵性”和“孤绝”的揄扬以及对侵略战争掩饰性的轻描谈写，会引起中国人的不适。下面这段引文来自于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一书第五章“禅与武士道”，虽然较长，但读读很有必要，一窥大和民族的心态：

“虽然禅宗不一定会与他们讨论灵魂不灭，以及神道的正义和伦理行为，它只是告诉他们无论结果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必须朝着目标向前突进。哲学可以由理性精神加以保全，而禅宗则需要行动。最有效的行动便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回头，勇往直前。在这一点上，禅宗的确可以说就是武士的宗教。

“无畏而死”，是日本人心中最为崇尚的思想之一。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但只要符合无畏而死的这个特点，即便是罪犯犯下罪行，也往往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无畏”是指“不留遗憾”、“问心无愧”、“烈如勇士”、“毫不犹豫”、“镇静从容”等。日本人不喜欢犹豫不决、拖泥带水地迎接死亡，而喜欢像被风吹落的樱花般转瞬即逝。日本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的确与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日本人也许没有什么关于生命的哲学，但却绝对有关于死亡的哲学。虽然这种哲学有时看上去有些不顾后果。深深吸收了禅宗思想的武士精神，甚至将这种哲学推广到了普通百姓之中。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即便没有像武士那样经过特别的锻炼，也会吸收这种精神，并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某种理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点，从日本自古以来经常以某种理由为借口而进行的诸多战争中可以得到证明。一名写日本佛教的外国记者曾吐露了一句真言，他说禅就是日本民族的性格。”

所以我一直坚定认为日本不以中国为对手，而以美国为敌人。

铃木大拙认为中国人不象印度人善于思辨，没有哲学头脑，更注重实际，脚踏大地。铃木大拙还是委婉的，直白点就是实用主义。瑜伽在印度是修心的，在中国就成了健身运动。佛教进入中国后形成很多派别，最主要的为八宗，后来只存净土和禅宗。原因是其它派宗清规戒律烦多，再加上要读诵很多经书，最终还不见得有福报，这种前程不明的高成本买卖是不能做的，而净土宗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行住坐卧皆可，即使犯五逆恶罪，也只要念十声就可往生净土，岂不妙哉？禅宗更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主张“顿悟”，连称念都省了。信佛就是为了成佛，脱离六道轮回，修佛难上加难，可禅宗告诉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波涛汹涌，到达彼岸，千辛万苦，可禅宗告诉你“回头是岸”，于是净土、禅宗大热，最后禅净合一。释迦牟尼在印度是人，在中国成神，中国人想你和我一样是人，你救不了我，我为什么要拜你。前不久我们还在嘲笑语文试题解读惊叹号，殊不知铃木大拙很早以前就对惊叹号进行剖析；更早前我们讥讽老师提问学生鲁迅先生《秋夜》第一句“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反映了鲁迅怎样的心情是无聊的问题，学生写出的感想鲁迅本人都没想到吧，其实鲁迅本人没想到只是“无意识”。每个符号、每个字都不是偶然存在，都是意识和无意识。

依附大地无错，但是还应抬起头来，屋顶之上，繁星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