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极端相对主义者不仅否认过去的客观真实，把过去视为话语和文本，而且否认历史学家能够客观公正地构建历史，从而否认了历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
它们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大屠杀”罪行，认为这是故事，是为了中国为称霸而制造的谎言。
于是，过去的真实受到了否定，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受到了质疑，历史学家构建历史的过程受到批判，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人借着理论的掩饰，试图抹杀过去，混淆真相。
任何一件事，只要发生在我们出生之前，甚至，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地方，只要我们没能亲自经历，我们都需要通过别人的讲述才能了解。
讲述者也会把事件中的关键环节挑选出来，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历史。而这个过程，称为历史的构建。
所以，严格说来，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它是由人，主要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构建出来的。而客观公正的历史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一是历史学家用来研究的史料，也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真实可信；
二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
对于第一个要求，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用文献学的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的办法。这个方法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欢迎，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那时的学者相信，历史是一门科学，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学，重建过去的真实了。
不过，历史学家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史料的遗失、破损和错漏，社会底层相关相关资料的缺失，以及语言的翻译问题，都对历史学家能否客观地解读史料提出了挑战。
而当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时，即使经过严格文献学培养，一些历史学家仍然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之时，以上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严格得说，后现代主义只是反西方传统思想运动的一种。西方世界从启蒙运动时期建立了现代社会的传统，即“现代性”。现代性相信人类可以凭借理性的力量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找到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
但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以及多次经济危机后，一些人对这一信念动摇了。他们开始怀疑“现代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因此诞生。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怀特的《元史学》。
后者象征着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共同推推动着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向语言、文化和思想。
于是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出现，比如研究大众心态和记忆的文化史、研究日常生活和性别差异的微观史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居功至伟。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万物皆文本”，文本的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从而否定了绝对真理，认为观点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的是只各自立场和条件的不同。
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构建历史，这就像小说创作一样，都是主动地按照预设的想法选择材料，都需要按照一定模式，借助语言和想象来构建他们的叙述。
所以，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德里达还是怀特，他们事实上已经否认了过去是可知的，否认了历史学家可以构建出客观的历史可能。而极端相对主义把二者的观点放大，他们认为：
一，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实的过去，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
二，因为过去也是文本，所以，历史学家对它的解释有着无限的权力。
这样的观点抹杀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抹杀了历史学家构建客观历史的可能，从而否认了历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否认历史学科和文学创作的区别，将历史等同于“故事”，借此否认“大屠杀”罪行的存在，歪曲历史。
一些学者警告说对于过去是否可知、以及历史学家能否透过文献获得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问题。
而从语言的角度看，虽然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不同，但文本使用的词汇本身不具有无限多的意义，它限定了人们对文本的解释。
所以，历史学者对文献的解释不具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读者也不可能作者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他们也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和背景知识，因此历史学家是可以对文献进行分析和判断的。
虽然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有想象的一面，但这个解释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限制在历史事件所在的大的时代背景中，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
历史学家确实会在研究中预先设定好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些材料上，如果他们在文献中发现与这个想法矛盾的东西时，他们会放弃自己的想法。
归根结底，历史的真相是被发现的，而不是人为虚构的；是被找到的，而不是被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即使历史学家得出的研究结论还不能完全反映过去的真实，但过去肯定是发生了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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