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第一本傅雷的译作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通宵达旦地看书真是一种享受。
第二次读傅雷的译作是巴尔扎克系列，实在话再次惊艳，他的译作真的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
世界名著之所以能够传播开来并且深入人心，与译作者的译著水准绝对有莫大的关系，可惜的是象傅雷这样的大家恰似李延年笔下的李夫人“佳人难再得”了。
这些年，也看了不少的名著，《基督山伯爵》、《飘》、《傲慢与偏见》、《百年孤独》等等都一一读过，有些书还读了若干遍，但泰半是内容和情节的记忆，文字本身的魅力并没有很深刻的感知，窃以为并不光是年轻、阅历和阅读经验的短缺，很大程度在于本身译作并没有跟原著融为一体。
而傅雷的译著绝不在此例，好像手工擀制的面条，格外的筋道。
以《搅水女人》为例，描写台戈安太太购买彩票三连号，从彩票公司的老股东、老主顾到看着彩票长大成人，形象地描绘了台戈安夫人购买彩票的年代久远，以及那种渴望通过博彩改变生活困境的赌徒心理。
形容奥勋先生的吝啬时，用“每个人的口粮都由他亲自过秤”、“他下楼看见奥勋先生亲自在切每个人的面包，才生平第一次了解莫里哀的阿巴贡”。更加凸显了奥勋先生吝啬鬼的本质，难怪人们常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人性百科全书，写尽你一生可能遇到的所有人！”
好的译作与原著遥相辉映，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老主顾、口粮、阿巴贡这样的比喻让原著更接地气，也让整个故事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大大增加了可读性。
现今我们能看到和欣赏到的外国作品数量大大增加，可能称得上大家的翻译巨匠却凤毛麟角，真正能将译作达到“信、达、雅”水平也确实少得可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得仅仅是因为译著比原著稿费少得太多吗，不利于调动译作者的积极性吗？我看不尽然。
首先，译作者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功底不足也是一个原因。当你想把外国文学搞透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把本国的文化研究得更透彻些呢？融会贯通绝不是空中楼阁，在母语上没有一定的造诣就想把外语信手捻来绝对是行不通的，做学问必须沉心静气，多方研究方有所得。
其次，现今的生活节奏快了，快餐文化盛行，想走捷径的越来越多，能利用的工具比如翻译器也种类多样，鱼龙混杂，大大影响了译著的层次和水平。比如前两年看过的《波利安娜》一书，蛮好的一本励志小说让翻译器翻译得支离破碎，我想原著者看到这样的翻译肯定会气得从棺木里跳出来打人。
再次，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顶尖水平，可惜单从四大名著的译名上来说也没有几个达到传神的境界，更遑论内容了。
第四，外语的普及度大大提高，愿意学习翻译专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反而大大减少。
这样因译作带来的遗憾比比皆是，什么时候译著能像本身作品一样正确地传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就完美了，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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