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门同在

大约二十年前，我和哥哥陈可共同睡在一个房间。有天晚上，不知道是半夜几点，我从梦中醒来，觉得嘴里有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伸手往里摸，摸出一颗掉落的牙齿。我推醒陈可，把牙齿拿到他眼前，告诉他我刚掉了一颗牙。

“是上牙还是下牙？”  陈可问。

那段时间正是我开始换牙的时候，两个礼拜内掉了三颗牙，都是下牙。我在嘴里摸索了一番，告诉陈可，这次掉的是上牙。

“上牙要扔到房顶上，才能长出来。” 他说。

长牙的说法我知道，一颗牙齿掉落后，下牙要埋在后院，上牙要扔在房顶，并且要及时，新的牙齿才能长出来。我们悄悄穿上衣服，没有开灯，离开卧室来到院子里。那是个夏天的夜晚，可能是月中，天上还算有些月光。院子里飘荡着西红柿和韭菜的味道，远处的水库偶尔传来几声蛙叫。

“你扔还是我扔？” 陈可问。

“你扔。” 我说。

陈可从家门口走出去三五步，手里攥着我的牙齿，然后他抡开胳膊，把牙齿朝着房顶抛出去。那时候我们住在一座典型的北方有房梁的砖瓦房里，我听到了牙齿撞在房顶瓦片上的声音，十分清脆，但紧接着，牙齿就无可挽回地从斜坡滚落下来，一路叮叮当当，最后滚落到院子里我母亲种的一片韭菜地中间。

“掉下来了。” 我说。

我转过去看陈可，他只穿着一条校服裤子，光着上半身。那时候他已经开始长个，高高的个子挡住了月光，留给我一张在月光的阴影下显得凝重严肃的脸。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面无表情，把右手食指的指甲放进嘴里，使劲啃咬了起来。

于是整整一个晚上，我们蹲在韭菜地，像蚯蚓一样悄无声息地翻拱土壤。为了寻找牙齿，我们把韭菜一棵一棵拔出来，又一棵一棵埋进去，这也直接导致了当年我们家韭菜的减产，刚过了秋天饭桌上就见不到韭菜酱了。我们一直寻找到黎明，天色开始泛白，我们都弄得两手泥巴。为了不被大人发现，我们不得不回去继续睡觉。我含着眼泪，带着从此成为一个身体残疾的小朋友的悲壮，对陈可说，“你放心，我不告诉妈。”

陈可重重点了两下点头。他让我张开嘴，弯下腰，像个牙科医生一样在我嘴里观察了一番，然后把着我肩膀把我推回了卧室。那以后的一个月，陈可每天都要对着我张开的嘴做一番研究，直到新的牙齿渐渐露出小尖，我们才忘记了那个恶毒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九三年暑假，那时候我刚满八岁，陈可比我大五岁。接下来我们又一起生活了三年里的每一天，直到他考入省里的一所职业高中，离开小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头几年里，我父亲因为给贩羊毛的生意人做卡车司机赚了一点钱，在当地买下了一套有两个房间的砖瓦房。他为之花费不菲的其实是那个院子，可以停得下他那辆老式的带两个车斗的东风汽车，还可以让我母亲摆弄一点瓜果蔬菜。在那些年里，我和陈可就睡在同一张木床上，由于身体和性格的变化，我们曾一起培养又丢掉了许多或好或坏的习惯，但始终保持不变的一点是我们睡觉的位置：总是我挨着墙睡里面，陈可睡外面。我们对外介绍我们的这个习惯是因为陈可爱好天文，每个月农历中间的十天，睡在外面的位置刚好能透过屋檐看到月亮和北斗星；事实上这是因为陈可在那个阶段里患上某种并不严重的慢性胃部疾病，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夜间特别能放屁，我们认为让他睡在外面，他可以随时把被窝拉开，有利于通风。

那间卧室是由一个厨房改造的，之前的主人常年在那里面用一种秘传的方法制作熏鸡，到我们买过来后，熏鸡的香味还常年不散。直到陈可上高中离开小镇之前，屋里的摆设按照他在青春期多变的审美观经历过五次大的变化。在一九九三年我掉落牙齿的那个夜晚，和我们一同居住在房间里的还有：贴在墙上和床头的各种克林斯曼在国际米兰时期的海报；一只石膏做的茶杯大小的白色小猫；一个通常在校长办公室里才有的地球仪；一台黑色的海鸥牌录音机；和所有那个时候在市面上能收集到的武侠小说。

这些事情都是我在火车上想起来的。上个礼拜五，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邀请我回老家参加他的婚礼。恰好我正在本省出差，就一口答应下来。火车上很暖和，我坐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掉牙的那件事情。那以后又过了七年，陈可开始读大学，我升上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职业改变卖掉了卡车，带领我们搬了家。从那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回过这个小镇。

四月里的天气，正是刮风沙的时候，风卷着黄沙在小城里肆虐。我刚出火车站就差点被一块空中飞来的泡沫箱子砸掉脑袋。这种天气倒是让我颇感亲切，如果时间允许，我是挺想在风里站上一会儿的，但很快我就被接到了一个宾馆，开始参加到一系列牌局中。到了婚礼当天，一个天气阴霾的礼拜六，我已经在牌局中输掉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因为吸了太多的二手烟，加上睡眠不良，我感到头昏脑胀。在宴席上，我又喝掉不少白酒和啤酒。那天晚上有班夜车可以离开，我打好主意，借口上厕所的时候回到旅馆拿上我的背包，然后一头扎进了被大风刮成土黄色的街道。

天气阴冷，虽然刮了几天的大风终于停了，但太阳还是躲在云层后面。我沿着一条小巷走，沿路的商贩们在整理被风吹歪掉的牌匾，女人们都戴着口罩，男人们戴着帽子。我穿的还是一件单薄的棉布休闲褂子，一条牛仔裤，没穿秋裤。走了没多久，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发抖，胃里在一个劲泛起酸水，脑袋更加昏昏沉沉了。于是在路口我拦到了一辆出租车，让他把我送到火车站。

“你不是本地人吧？” 路上司机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就是本地人。我试图说一句方言来证明，但那个时候我晕头转向，舌头都打卷了。他听了大笑起来。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 他说，“那你说你家住在哪里？”

我告诉他我家老房子的地址。

“你说你是住在教堂里吗？”这次他笑得更大声了。

“那个地方现在是教堂吗？” 我惊讶地问。

“也算不上什么教堂，女人们在那里搞聚会，热闹得很。”

司机把我放在火车站月台下面。在从出租车下来并且关上车门的一瞬间，我的脑袋被冷风一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兴奋地甩上车门，然后用力拍打车窗，大声对司机喊：“谢谢！”

我家离火车站不远，小时候我躺在床上，还能听见火车的鸣笛声。我一路跑过去，很快就看到了那处院子。这里倒是没怎么变，基本上保留了我记忆中的形象。我走过去，看到院门敞开，院子里的水泥路上停放着三辆自行车和一辆女士摩托车，院子外面的墙根下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虽然我在城市里见过不少称得上破旧的汽车，但这辆车还是让我非常震惊，比如说我稍微走近一点后发现，它并没有驾驶座椅，而是放着一张小木凳）。

如果那天我没有喝那么多酒，我可能还会注意到别的一些东西。比如褪色的院墙，院墙上面倒插的玻璃碎片，院子里墙根下用油毡布覆盖的木材，几摞瓦片，一口用棉布盖上的北方常见的菜窖，等等这些。我一定会把这个院子好好观察一番。但我当时始终处在因为过分放松后无法集中精神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我感觉轻飘飘的，我们的老房子像是一艘在海面上漂浮的捕虾船，在我面前晃个不停，加上那个时候天气确实很冷，下火车以后我一直在打哆嗦，所以我当时所做的全部，就是傻傻站在大门口而已。

这时候屋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几乎是小跑着来到我面前。她穿着一双包着脚后跟的红色棉拖鞋，烫着卷发，下巴的左侧有一个玛丽莲·梦露那样的黑痣。

“你咋不进来呢？” 她跑过来问我。

“哦，我......”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回答。

“你是新来的？” 她接着问。

“对，我是新来的。” 当时我的脑袋是木的，只能顺着她的话往下说。

“谁介绍你来的？”

“谁介绍我......”

这位烫发大姐好像算准了我今天会来，早就搬着凳子在门口等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胡乱答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听到过的，应该是那时候住在这附近的一个邻居。

她嘴巴张得很大，盯着我看了半分钟。“她去年就死了。” 她说。

“啊…...” 这次轮到我长大嘴巴了。

“噢，” 她突然明白了一样，双手合十，“是那之前她就告诉你的，对吧？” 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大门口的第一个石阶上，足足比我高了一个脑袋。

“对，是那之前她告诉我的。” 我咬着下嘴唇说，对这位已经去世的领路人充满了同情。

烫发大姐显然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同情，她面色沉重，迈着庄严的步子从台阶上走下来，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往院子里走。“进来吧，人们都在等你呢。” 她说。

从大门到家门口有一条十多米长的水泥路，以前我和陈可总在上面踢足球。我们绕过院子里的自行车和摩托。水泥路下面是一片空地，就是我埋过牙齿的地方，现在空空荡荡，露出土地本来的黝黑色。一条晾衣绳从家门顶一直延伸到院墙，几件冻得硬梆梆的衣服挂在上面，在风里摆动。

屋子里的景象让人震惊（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很多次在想象这所老房子的境况，我有过最多的念头是这里重新成为了一个熏鸡店铺，顶棚上吊着一只只油亮的熏鸡，在我走进屋子的刹那它们一起睁开眼，对我表示某种回到家的问候），但现实是当年客厅中间的一个隔断已经被拆掉，摆放着三排像是从电影院搬过来的长椅，十几个女人坐在上面（她们和熏鸡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挺直的脖子）。此外，屋子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五六盆没有开花的盆栽，在盆栽的中央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石膏雕像，像是某位基督教的圣徒。而整个房子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面对门的墙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用金色的油漆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大概横幅挂起来的时间久了，几个字已经褪色，那个我字更是完全掉落，只剩下一个轮廓，而横幅看上去成为了：上帝与门同在。

烫发大姐让我坐在人群的最后一排，一位短发女士的旁边。在女士身旁坐在一个六七岁样子的小女孩，扎了两个羊角辫。她们两个人都闭着眼睛，十指交叉放在胸前，正在和人群一起做祷告。我试图控制自己坐下来的动作，尽量不吵闹到这两位女士，但我在酒精的作用下脚步摇摇晃晃。小女孩很快睁开一只眼，往我这头瞄了一下。我不好意思地冲她一笑。

我打算好好观察一下屋内的变化，但烫发大姐示意我闭上眼睛，和其他人一样做祷告。她的威严让人无法拒绝。我也闭上了眼睛。我感觉自己脑袋的重量正在增加，身体却轻飘飘的。屋子里烧着热烘烘的暖气，我感觉身体正在出汗，就睁开眼，想把外套脱下来。当我睁开眼的时候，我又往旁边去看，发现我身旁的短发女士正在看着我。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的双排扣大衣，扣子没有扣上，里面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她的头发有一种天然的卷曲，眉毛浓重，看到我睁开眼，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对洁白的兔牙。

“你好。” 她说。

我点点头，没敢开口。因为我担心我一开口满嘴都是酒精味道。

“不好意思，你看起来很脸熟。”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低沉的语调。

“我以前住在这里，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说。

“你说你以前住在这个镇上？”

“对，就住在这个屋子里。”

“你是陈可的弟弟吗？” 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

我猜想这位短发女士一定是我哥的同学或者朋友。我告诉她，我叫陈夺，是陈可的弟弟，这次回来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我是陈可的初中同学，我叫.....”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旁边的小女孩突然插嘴道：“她叫李琴。”

“那你有没有介绍你自己？” 她的母亲温柔地说。

小女孩隔着她母亲，身体向我探过来，示意我把耳朵靠近她。但是我们已经挨得很近了，为了不坐到李琴的腿上，我只能拼命把脖子伸长。

“我叫……” 我听到她说。

“什么？”

“我叫……” 她又说了一次，然后坐回自己的位置捂着嘴巴笑起来。她母亲轻轻拍了拍她的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恶作剧，她根本就没有讲自己的名字。

“她叫诺诺。” 李琴笑着告诉我。

这时候祷告结束了。烫发大姐走到众人前面，拿着一本圣经，开始大声朗读其中的一节。在烫发大姐虔诚的声音里，我和李琴聊了起来。我告诉李琴我是回来参加同学的婚礼，突然有了来老房子看一看的想法。我告诉她，我中午喝了不少酒，所以我家族遗传的酒精过敏症状会在脸上显现出来，简单来说就是我的脸看上去会很红，和一只猴子屁股差不多，希望她不要觉得奇怪。

“其实还好，” 她说，“你只是看上去太冷了，你真的应该多穿一点衣服。你这样子恐怕会感冒的。”

“是有点冷，不过我今天晚上就离开了。” 我向她解释。

“不多住几天吗？” 

我告诉她，这个镇上已经没有多少我认识的人，几个亲戚都搬家了，而且我实在无法喝更多的酒了。

我们的对话停止了片刻，诺诺离开凳子，绕过她母亲，来到我们俩中间。我们同时挪动了一些位置，这个小女孩高兴地坐到了我们中间。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羽绒服，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另一只手在嘴巴里拨弄牙齿。

“这样我就更暖和了，” 她说，“你们继续说吧。”

屋子里已经足够暖和了，她还穿着羽绒服。显然这个小女孩只是更愿意坐在我们中间。李琴把手放在诺诺肩膀上，对我说，“我以前来过你家。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很小，大概就这么高。”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和诺诺差不多高。”

“可我有这么高。” 诺诺把手举的很高。她和她母亲一样有卷曲的头发和一对兔牙。

“那时候你家有一辆大卡车。陈可带我爬上卡车的车斗，结果里面都是煤渣，害得我的校服全黑了。 ”

我告诉她，我父亲那个时候在跑运输。水果，煤炭，水泥，羊毛，什么东西都拉。我和陈可经常整天都在卡车上爬上爬下。我还给她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和陈可都睡着了，我父亲跑车半夜回来，不听我母亲的话，非要把我们拉起来。我父亲打开灯，在灯下给我们看他从南方带回来的两个哈密瓜一样的东西。“这是椰子。” 我父亲说。他一路上小心把椰子用报纸包着，生怕这东西碎掉。结果那天晚上，他用了各种工具，只是把椰子坚硬和厚壁敲开一个小孔，刚刚够倒一点椰子汁出来。

李琴听了笑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描述山顶洞人的头骨，陈可站起来说，‘就像椰子壳一样结实’。我们都笑坏了。” 她说。

烫发大姐的朗读声停下来。她把圣经拿在手里，对人们说，请大家欢迎今天给我们分享感悟的教友。人们都开始鼓掌，并且转过来看着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们三个。李琴站起来，从最后一排走到前面，她转过来，对着她女儿做了个鬼脸。诺诺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了她。诺诺的手指一直放在嘴巴里。

李琴先是向大家解释，她这是第二次来参加聚会，她很感谢烫发大姐热情地把她带进来。她说自己感到有些紧张，担心无法做好今天的分享，于是她把所有想说的都写在一张纸上了。接着，她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信纸，用她女中音般沉稳的语调读起来。

“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三十三年。除了高中三年，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这里生活。” 她说，“我去过这里的每一个地方，也几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孤独。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们，都离开这里去了大城市。我的亲人们有的去世了，有的搬家了。很多我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样。我不是说它们的样子变了，我是说当我站在那个地方，发现我再也回不去我记忆中的那些场景了。” 读到这里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就比如这座房子。” 她说。

“好几次我都想过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留下来。大家都知道，我丈夫在三年前去世了。” 一瞬间她平稳的语调出现了波折，但看得出来她尽量让自己恢复平静。“他去世后的那个秋天，我做好了搬家的打算。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卖掉了一些，送掉了一些。有几个人已经来看过我们的房子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一只小手伸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你过来看。” 诺诺说。

“看什么？”

“看里面。” 她指指自己的嘴巴。

我凑过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她嘴巴里的一个上牙，她用手指在牙齿上按了按，牙齿几乎就要掉落了。此外，她的嘴巴里至少已经缺少了三颗牙齿。

“疼不疼？” 我问。

“不疼。但很痒。”

我告诉她，不要碰它，等它掉下来了，就要把牙齿扔到房顶上。

“为什么？”

“这样牙齿才能长出来。” 我恐吓地说

她看着我，想了想，眼珠子转了片刻，然后认真地点点头。

“我喜欢吃瓜子。” 李琴继续说，“那年春天的时候，我和丈夫在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到了秋天，有天早上我醒来站在窗户边往外看，看到一只麻雀落在向日葵上面，正在低头吃瓜子。我就想，要是我搬家了，也许新的人家就不会再种向日葵了，到时候这只麻雀就不会来我们的院子里吃瓜子了。那是我和我丈夫一起种的向日葵。后来，我就没有搬家。我把整个院子都种满了向日葵。现在每年的秋天，院子里到处都是麻雀和各种各样的鸟，我就站在窗户旁边，看着它们站在葵花饼上吃瓜子。它们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那时候我就再种下新的向日葵。”

“其实我也吃了不少。” 诺诺偷偷告诉我。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决定再也不考虑搬家了。我会一直生活在这个小镇上。” 李琴说。她把信纸折叠起来塞回去，看着众人，“这是主给我的旨意。阿门，哈鲁利亚。“ 最后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人们都跟着说，“阿门，哈鲁利亚”。

李琴回到座位上，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首先，我很抱歉听到她的事情，第二，她确实讲得非常好。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老实说，有那么一刻，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加入这个团体了。

“之前我一直很痛苦，就是从上个礼拜，来到这里才开始好一些，” 她说，“最主要的是，我想这样会对诺诺好一点。过去我带给她太多的坏情绪了。”

诺诺这次没有凑过来，她装作什么都没听到，继续在弄自己的牙齿。

“总是不晚的。” 我说。我用这句话作为我们谈话的一个段落结尾。虽然我不希望这是整篇的结尾，但接下去怎么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句话没什么说服力，一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被困意包裹，几天来我都没睡好觉，加上中午喝了好多的酒，我感觉脑袋有平时的两倍那么大，二是因为——也是最关键的——这根本就是句废话。

就在我几乎要被困意击倒的时候，人们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烫发大姐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邀请我上去讲几句。她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信徒，而且我是在场的唯一一个男人，拉一个男教徒入伙对她们来说意义重大。烫发大姐不断让众人给我一点掌声，我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晃动，李琴和诺诺也在给我鼓掌。

我不得不站起来。我第一次从正面看到这些友好、热情、像房产中介似的面孔，其中几个人我似乎还有点印象。我拼命咽口水，嗓子却越来越干燥，头脑也一片茫然。我的目光在屋子里寻找，先是透过玻璃看到我和陈可的那间卧室墙壁上挂着一张耶稣受难的壁画，然后看到角落里的一盆长势旺盛的仙人掌，最后我看到在厨房的餐桌上有一瓶白酒。

“我可以喝点酒吗？” 我说。

“你一定是有点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你喝一点吧，” 烫发大姐说，“这是我用来擦玻璃的。”

我走进厨房，找到一个宽口茶杯，倒了半杯酒进去，然后端起杯子，把酒全喝光了。带着胃里腾起的一团火焰般的温暖，我回到客厅里。我试图说点什么，我觉得不应该辜负大家。我开始在空中挥舞一只胳膊，一直在打转，大概转了有一百圈，但我还是什么也没有讲出来。最后，我心里没有特别的打算，在众人的注视下自顾自地走到窗户边。天气更加阴郁了，空中开始飘起雪花。突然，我伸手够到把手，砰的一声打开了窗户，一股夹着细碎雪花的冷风立刻吹进来，让我一哆嗦。

我盯着院子看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我的座位上。人们都在看着我，这是我最后的记忆。那以后我就睡着了，困倦是最好的枕头，我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中。

等我醒过来，天已经黑了。人们都离开了。李琴和诺诺也离开了。屋子里开了灯，烫发大姐正在扫地。她看到我醒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起身准备离开。这时候烫发大姐喊住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团。

“有人留给你的。” 她说。

我打开纸团，看到里面竟然是一颗小小的牙齿。使用一张烟盒里的锡纸包的，锡纸上还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

“我丢不上去，你帮我丢。”

我走出屋子。院子里已经满满铺了一层雪，水泥路，菜窖，过去的韭菜地这些，都被雪覆盖了。水泥路上的自行车和摩托都不在了，只有几行纷乱的脚印。我来到院子中央，听着鞋子在雪地里移动发出的声音，我转过身，把诺诺的牙齿紧紧攥在手里，然后助跑两步，用力把牙齿抛上了房顶。这次我没有听到二十年前那种牙齿滚落的声音。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只是感觉到一片安静。风停了，小镇开始变得温暖。我终于站在雪地里笑了出来。我赶上了那天的夜班火车，火车上没什么人，在黑夜里我离开了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