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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四支队旧址
01
从巢湖市到舒城县的新四军四支队旧址，车上的导航仪显示只有140多公里，但却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才到目的地。汽车在舒城境内的一座座大山间盘旋，山道的陡狭，让经验老到的师傅不敢怠慢，陪着小心从一棵棵板栗、青松的树荫下缓缓而过。驾车的司机无语，坐车的人却七嘴八舌地开心起来，一边赞叹着山区的美景，一边猜测着四支队将指挥中心选定在东港村的种种可能。
遥想当年，新四军四支队兵分数路，踏遍青山，东进，东进，向着未知的战场东进。
其中一路走出大山后，沿巢湖南岸近抵东进途中的第一个县城——巢县城，于县城东南郊的蒋家河口，伏击了驻巢城日军下乡袭扰的两艘机帆船，全歼船上的日军20余人，我方无一伤亡。
这场战斗的规模不大，但其影响却非同小可。四支队的油印小报《号外》、我党的《新华日报》，均在第一时间刊出了蒋家河口战斗捷报。
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武汉的报纸对此战也纷纷作了报道。就连国共合作下的蒋介石总司令，也在战后的第4天5月16日，向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了嘉慰电：“叶、项军长吾兄：隐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中正铣日。”
对于新四军四支队来说，这场战斗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壮我军威！1942年元旦，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编印了一本名叫《难忘的日子》小册子，其中有篇署名“非非”的《蒋家河口战斗》，文中有一段记述了部队埋伏在河埂上时，三个战士的悄声对话。
大个子机枪手老张问身边的小杨：“你看见过鬼子没有？”小杨：“没有。你呢？”老张：“我也没有。听说鬼子和我们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另一边的老秃插话：“你们怕鬼子？”小杨赌气地回敬：“你才怕鬼子！”老秃：“你不怕，为什么要问呢？”
二师的前身就是四支队，作者“非非”用的是笔名，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他或者参战过蒋家河口战斗，或者是师部的一位文化工作者，采访过当时的参战人员。这段战士对话的直白描写，反映出的战士们心中无底的紧张情绪，是真实可信的。
南京大屠杀刚过，国人的恐日情绪蔓延，有的甚至把鬼子的模样描绘成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怪物。那时部队的战士基本没文化，社会上的流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
蒋家河口这一仗打下来了，战士们这才发现，鬼子的脑壳其实也普通得很，一颗土制的子弹照样能叫它开花灿烂。
这是个伟大的发现！对于普通的新四军战士来说，这个发现的价值，完全可以与“三大发现”相媲美。此战之后，四支队接连打了多次胜仗，甚至攻下了无为、庐江两座县城，也就顺理成章了。
02
终于到了东港村的韦家大屋四支队旧址。大门敞开，里面静悄悄空无一人。作为党史工作者，此行多少有点朝圣的情结。选定五一小长假的前两天来这里，就是想避开人流高峰，有一个清静观瞻的氛围。
但是现在，这里太清静了，清静得鸦雀无声，清静得杳无人迹，只有院落正中一座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塑像，在定定地注视着我们，面容清癯，目光冷峻，隐约中似乎听到他低沉的话语：你们终于来了，我料定你们会来的。
这里是敞门入场，所有展厅的门都开着。从正面的四支队纪念馆大厅，再到支队会议室、高敬亭将军卧室、展览大厅，一路看下来，总觉得意犹未尽，一行人来到工作人员办公室。窗台上放着一摞名片，同伴抽出一张，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不一会，一位老同志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从墙上挂的工作人员照片我们已经明白，来者正是纪念馆的馆长佘锦祥。
听说我们是巢湖来的，佘馆长动情地说：“见到你们，真的感到很亲切。”在和佘馆长握手的刹那间，我莫名地感到，这是第一枪的发生地和决定这第一枪的指挥中心在握手，是同样尊崇这段历史的后人在握手，是那惊天一枪77周年到来之际的纪念性握手。
佘馆长有点激动，老者的激动是难得的，他决定，他要亲自为我们讲解。
佘馆长的舒城普通话，把我们带到了红色记忆的峥嵘岁月。
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红军长征后在大别山区坚持了3年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国共合作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一直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中的高敬亭，自然不敢轻易相信，他担心，这又是国民党设的局，想让他高敬亭钻进去，他必须找人求证，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
找谁求证呢？巧得很，求证的人主动来找他了，这人便是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何派出去寻找中央的联络员刚从西安返回，并带回一些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当高敬亭看完这些文件后，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作为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相信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敌当前，国共之间的恩怨理应抛到一边去。
7月1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八天，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致函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建议停战谈判，合作抗日。
又是一个巧合，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当时的国共合作还只是处在中央层面的接触，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正在庐山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红军如何改编尚未成定论，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都还没拿到，高敬亭此时此举着实是先行一步， 是暗合中央大政方针的先行一步，是朝着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先行一步，这在南方八省十多支红军游击队中，可谓一枝独秀。
谈判伊始，也有不和谐音。先是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派出的谈判代表以为高敬亭混不下去了，趾高气扬地要红军归顺、收编。接着又有在“围剿”中多次吃过红二十八军亏的国民党三十二师，趁谈判之机包围根据地的军政机关，企图“报仇雪耻”。
好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卫立煌，这位当时也在庐山开会、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电话中以一句“大敌当前，岂能兄弟阋于墙”的诤诤之言，阻止了他这些部下的种种草莽蠢动。
和谈最终成功，7月底，双方在“停止内地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上签了字。
就在高部按协议规定3个月的集结期内，庐山的国共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成立。
1938年3月，高部接中央指示，与河南确山的另一支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并奉命东进抗日。
4月，高敬亭率司政后机关进驻舒城东、西港村，同时命令部队东进至皖中的庐江、巢县、无为一带。
就在这个4月里，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 、三支队刚刚在皖南的岩寺集中，正在接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的全权代表上官云湘的“点验”，并准备进行一两个月的军政训练。
至此，谁将最先与鬼子接触，谁将最先捕捉到有利战机，已经十分明朗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已注定要在江北的第四支队打响。
03
说到四支队的战斗力，佘馆长情不自禁地自豪：“别的支队都只有两个团，而四支队有5个团——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也能算1个团吗？对此我不敢苟同，当然只是心里想想，并未出言反驳，给这位激情满怀的老者泼凉水，是很不厚道的。
不过，四支队的战斗力确实是响当当的，单就那个手枪团，就能让其他支队羡慕不已。我的思绪从武器装备，跳跃到那次战斗，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次奇特的采访，那次采访道出一个奇特的结论：
东进第一枪，没有用枪！
2002年，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片《新四军》。摄制组循着当年新四军的足迹，跑遍大江南北，他们在巢湖录制了两组镜头，一组是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另一组是改造大刀会的银屏山区。
由于我当时作为党史办主任全程参与了摄制组的在巢工作，并在片中有一个介绍大刀会概况的镜头，片子在中央台播出时，该片的编导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某日某时注意收看。
当晚播出的内容是蒋家河战斗，先是一段我已熟知的场景，接着镜头一转，到了上海，摄制组正在采访一位新四军老战士，荧屏上打出字幕：“杜蔚然——蒋家河口战斗亲历者”。
我瞬间愣然，惊异，惊奇，惊喜！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查找那次战斗的亲历者，却始终毫无头绪。
在编史中，有关那次战斗的战况表述，都是依据高志荣将军的回忆录。当年的九团副团长高志荣，是那次战斗的前线决策者和组织者，但他没有到战斗现场，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亲历者。
感谢神通广大的中央台记者，帮我们找到了这座含金量极高的“金矿”。
没有犹豫，直奔上海。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楼房上的一套狭小的居室内，见到了时年90岁的老战士杜蔚然。
老人身材壮硕，腰板挺直，个头不下一米八五，说话时瞪大两眼盯着你，嗓门出奇地大，引得小客厅不时传出嗡嗡的回声。
杜老说，多年前，他和老首长高志荣、黄仁庭（二营营长）曾在上海聚会过一次。见面时他对高志荣说：“老首长，你那文章写错了，战斗是六连打的，不是四连。”高志荣说：“对呀，就是你在的那个连。”
杜老说，他当时是六连一排的排长，同时也是机枪手。我一听，对了，非非文章中的那个“大个子机枪手”，就是眼前的他吗？但那个机枪手姓张，他姓杜，这又对不上号。也可能是另一个机枪手，机枪手都是大个子，这是没错的。
应我们的要求，杜老谈起那次战斗的细节。
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时，除各人佩带的枪支弹药外，另外还挑了几大箩筐手榴弹，每个战士身边都 分放了一小堆。
这几箩筐手榴弹是有来历的。当四支队的队伍从皖西向东推进时，在银屏山一带碰上了一队从南京方向撤下来的川军。见共产党的队伍还在向前冲，川军弟兄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一位川军老兵拍着一个新四军战士的肩膀说：“兄弟，没别的说，这几颗手榴弹就丢给你吧。”说着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解了下来。
谁知这个头一带，越发不可收拾，其他川军弟兄都把手榴弹送了过来。他们心里明白，这里离家乡还路途遥远，这些手榴弹带在身上也是个累赘，送给上前线的友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武器弹药是战士的最爱。他们谢了川军弟兄，再从老乡家买了几只扁担、箩筐，把这几百颗手榴弹挑上，又继续上路了。山下不远处就是蒋家河口，团侦察队已探明敌情，很快就要开打了。
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两艘机帆船从巢城方向如期而至。鬼子的船在河口西侧的裕溪河边停靠，河埂上就是六连埋伏的阵地。20几个鬼子哇喇哇喇地正准备上岸，指挥战斗的团侦察参谋郭思进一声令下，手榴弹像飞蝗一样砸了下去。
原计划在这第一波手榴弹攻击之后，再用机枪、步枪扫射，谁知这批鬼子不经打，手榴弹硝烟未尽，鬼子已全部倒毙在河水之中。第二波攻击就此减免，杜蔚然的机枪没能发威，埋伏在河口东侧的四连，也没捞到杀敌的机会。
杜老还向我们披露了另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一样战利品也没有，敌人的武器全都落在水中。这时奇迹出现了，躲在河埂后边观战的附近村庄的一伙年轻人，欢呼着爬上河埂，又一个个跃入水中，不一会捞上来10几支三八大盖。
为了奖赏这些年轻人，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块大洋。
确切地说，“东进第一枪”还是打了一枪，那就是，指挥员郭思进发布攻击命令时，举起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
这是那次战斗唯一的一枪，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枪！
（未完待续）
新四军老战士杜蔚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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