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河口战斗遗址
四、发掘工作进入“主场”态势
蒋家河口战斗被认定为“东进第一枪”后，有关这次战斗的后续研究，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巢湖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头上，因为战斗在这里发生，我们有“主场”之利，也有“主场”之责。
关于这次战斗，以往的资料，有三点已经明确无误，即：1、时间：1938年5月12日；2、地点：巢湖东南蒋家河口；3、所属部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但是，作为一场战斗的全景，仅这三条是很不够的，还有许多内容有待补充完善。
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战果。在文献资料中，四支队的战报和仅隔半年后的项✕元旦报告，对这次战斗的战果表述，有很大差距，后者明显小于前者。这究竟是为了消除高敬亭的影响而故意淡化战果，还是后来对战果作了重新核实呢？
第二，参战部队。早期的报道和电文，对参战部队的表述比较大而笼统：中共中央在新华日报上发的消息，是“我新四军第四支队”；项✕在军部的报告，是“本军”；驻汉办事处的电文，是“我第四支队”；四支队的战报电文，是“我九团之一部”。比较起来，四支队的电文算是最具体的了，但是这“一部”，究竟是哪个营、哪个连、哪个排，还有待核准。
第三，战场指挥员。以往的资料，在这方面是整体缺失，需要从零开始查找。
第四，战斗经过。这方面应该是战斗的核心内容，是最精彩的部分，但资料中没有具体表述，只看到两个关键词：“阻击”，“登陆”。敌方要登陆，我方去阻击。敌人是在什么情况下登陆，我方是如何阻击的，都不得而知。
以上四个方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征集和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全国党史热的黄金时期（那时我还没进党史办，等到1996年我调入并主持工作时，单位名称已改为党史研究室）。这个时期，党史办的中心任务，在它的名称上已经反映出来，全称是“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资料征集是它的主要工作。从名称上看，党史办上面还有一个一级机构——征集委员会，是由市委书记或分管书记挂帅，成员由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机构虽然是虚的，但权威尚存，也舍得投入。
那时的市委党史办，除了自身工作人员外，还在市直其他单位抽调了一批年轻同志，参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奔走在全国各地档案馆和博物馆，查找文献资料。当然，要找的资料是全面的，蒋家河口战斗只是其中之一。党史办还在北京、上海这两个老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收集了一部分录音资料和少量老干部个人收藏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老干部建立起联系，为资料的后续补充，打开了渠道。
就在这大规模、大范围的资料征集中，有关蒋家河口战斗，有两个新的重要发现：
一是发现了一篇记载蒋家河口战斗的文献资料。其出处是：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起一个“新四军江北一日”的征文活动。1942年1月，新四军第二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部改编）文化工作委员会，从当年征文的800多篇来稿中，精选出28篇，汇编成书，书名为《难忘的日子》，铅印出版。其中第二篇的篇名，就叫《蒋家河口战斗》，作者非非，全文1500多字。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并详细叙述战斗经过的一份文献资料。
二是找到了时为九团副团长（政委）高志荣，在解放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蒋家河口战斗的回忆录。据回忆录透露，高志荣当时作为团首长，和参谋长唐少田坐阵银屏山，组织指挥了那场战斗。高志荣建国后曾任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高志荣的这篇文章，对战前态势和战斗经过，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这两个新发现，使蒋家河口战斗，由原先的一副骨架，变成了有血有肉。
这两份文献资料，有三个新的共识：一是战场指挥员，是团侦察参谋郭思进；二是战斗发生的时间，是上午八九点钟；三是战果，消灭了敌人20几个，与以往文献资料不同的是，没有残敌逃回，而是全歼。不同之处在于，高文说敌人是乘船而来，非非则说是汽艇，船和汽艇是不是一回事呢，没人解释。此外，高文指出，参战部队是团侦察队和二营四连的三个排，而非非的文章对此没有提及。
两相比较，高文重在记实，而非非的文章则有着较强的文学性，有抒情散文的意味，文中有不少像“河水在悠扬的唱着五月的山歌”这类形象化描写，作者非非显然也是笔名。
考虑到史料的真实性和严谨性，党史办在后期的资料归纳时，主要是采用高文的资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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