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东港村的韦家大屋四支队旧址。
大门敞开，里面静悄悄空无一人。作为党史工作者，此行多少有点朝圣的情结。选定五一小长假的前两天来这里，就是想避开人流高峰，有一个清静观瞻的氛围。
但是现在，这里太清静了，清静得鸦雀无声，清静得杳无人迹，只有院落正中一座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塑像，在定定地注视着我们，面容清癯，目光冷峻，隐约中似乎听到他低沉的话语：你们终于来了，我料定你们会来的。
这里是敞门入场，所有展厅的门都开着。从正面的四支队纪念馆大厅，再到支队会议室、高敬亭将军卧室、展览大厅，一路看下来，总觉得意犹未尽。
一行人来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见窗台上放着一摞名片，同伴抽出一张，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不一会，一位老同志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从墙上挂的工作人员照片我们已经明白，来者正是纪念馆的馆长佘锦祥。
听说我们是巢湖来的，佘馆长动情地说：“见到你们，真的感到很亲切。”
在和佘馆长握手的刹那间，我莫名地感到，这是“第一枪”的发生地和决定这“第一枪”的指挥中心在握手，是同样尊崇这段历史的后人在握手，是那惊天一枪77周年到来之际的纪念性握手。
佘馆长有点激动，老者的激动是难得的，他决定，他要亲自为我们讲解。
佘馆长的舒城普通话，把我们带进了红色记忆的峥嵘岁月。
佘锦祥馆长（右二）正在讲解
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红军长征后在大别山区坚持了3年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国共合作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一直处在敌军“围剿”之中的高敬亭，自然不敢轻易相信，他担心，这又是敌人设的局，想让他高敬亭钻进去，他必须找人求证，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
找谁求证呢？巧得很，求证的人主动来找他了，这人便是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何派出去寻找中央的联络员刚从西安返回，并带回一些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
当高敬亭看完这些文件后，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作为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相信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敌当前，国共之间的恩怨理应抛到一边去。
7月1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八天，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致函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建议停战谈判，合作抗日。
又是一个巧合，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当时的国共合作还只是处在中央层面的接触，以周为首的中共代表和以蒋为首的国方代表，正在庐山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红军如何改编尚未成定论，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都还没拿到。高敬亭此时此举着实是先行一步，是暗合中央大政方针的先行一步，是朝着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先行一步，这在南方八省十多支红军游击队中，可谓一枝独秀。
谈判伊始，也有不和谐音。先是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派出的谈判代表以为高敬亭混不下去了，趾高气扬地要红军归顺、收编。接着又有在“围剿”中多次吃过红二十八军亏的敌三十二师，趁谈判之机包围根据地的军政机关，企图“报仇雪耻”。
好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卫立煌，这位当时也在庐山开会、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高级将领，在电话中以一句“大敌当前，岂能兄弟阋于墙”的诤诤之言，阻止了他这些部下的种种草莽蠢动。
和谈最终成功，7月底，双方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上签了字。
就在高部按协议规定3个月的集结期内，庐山的国共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成立。
1938年3月，高部接中央指示，与河南确山的另一支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并奉命东进抗日。
4月，高敬亭率司政后机关进驻舒城东、西港村，同时命令部队东进至皖中的庐江、巢县、无为一带。
就在这个4月里，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 、三支队刚刚在皖南的岩寺集中，正在接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的全权代表上官云湘的“点验”，并准备进行一两个月的军政训练。
至此，谁将最先与鬼子接触，谁将最先捕捉到有利战机，已经十分明朗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已注定要在江北的第四支队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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