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文中提到过大跃进时期的"拔白旗"。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那什么是“拔白旗”呢？
“拔白旗”又叫“插红旗”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的作法。
当时文化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通过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大跃进、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作“白旗”拔掉。
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层意见是不一致的。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的讨论，当时的讨论已经受到“插红旗、拔白旗”风潮的影响，错误地点名拔了一位同志的“白旗”。当时讨论题目是“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刘少奇换个角度说：“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在他的启发下，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这样调子经刘少奇的点拨，避免了绝对化。
1958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份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来源：海上一浪花）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