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古文运动

      古文就是古代文人表达思想的方式。本文题目里的“古”，指的是“复古”，这个概念最早是唐代文人韩愈提出来的。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文体，就是继承了六朝时期骈文风格的“时文”。

      骈文重形式，古文重内容。韩愈提出这个概念，开启了一场运动，就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唐宋八大家里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的作家，其他的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作家。所以宋代才是古文运动最兴盛、最成熟的时期。

      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学运动，它的意义不亚于西方的文艺复兴。

      北宋的这场古文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一次政治思想运动。因为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文人士大夫出于社会责任感提出来的，他们强调古文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的实用功能，也就是古人说的文章要“有益政教”。而且，这场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一直都是被时局所左右的。古文应时局而兴，也随时局而衰，这就是这场文学运动政治性的一面。

      北宋的古文运动的领袖，是欧阳修和苏轼。他们站在历史的潮头，创造了古文运动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欧阳修让古文在众多文体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整个文坛最流行的写作风格；而苏轼则以他惊人的才华把古文写作提高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精彩的文章。

      但古文运动也恰恰是从苏轼开始走向没落。这场运动从唐代开始，在北宋达到了顶峰，又逐渐走向了衰落。本文围绕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个关键人物，是如何影响、推动和改变了古文运动的发展，也透过他们，来分析这场古文运动兴衰的深层原因。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古文中的“古”，指的是“复古”。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时文”，也就是骈文。这种文章重形式，讲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对仗，追求辞藻华丽、声音和谐，还特别喜欢引经据典，觉得这样才显得文章写得好。唐朝的王勃写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段话对仗工整、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然而，却不太知道都说了些什么。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引的这几句话中，每句话都涉及古时候的典故，你必须很熟悉这些典故，才能真正读懂这几句话。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篇是这么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开门见山，简洁明快，直接描写景物。即便对古代典籍一无所知，也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当然，每一种文体都可能有好文章。就像《滕王阁序》一样，遇到才华横溢的王勃，骈文一样可以精彩纷呈、流传千古。然而，当写作者并不是都像王勃那样有才华的时候，骈文追求华丽漂亮，就会显得过犹不及。通过对比，我们理解韩愈为什么要提倡古文。他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希望文人们能够彻底抛开文章形式上的种种顾虑，自由自在地表达思想。

      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文学艺术风格，他还有更远的追求。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韩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在唐代佛教思想盛行的情况下，通过复兴古文，重新提出儒家的纲常伦理。

      韩愈一方面希望能够重振通晓流畅的文风，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能够重振儒家的精神。所以，才会提出“文以载道”的说法。

      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一次儒学的复兴运动。然而，韩愈的这次努力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成功。随着韩愈的逝世，古文运动有些偃旗息鼓了，中晚唐时期最流行的仍然是韩愈反对的骈文。

      历经五代十国的混乱，到了宋代，国家重新回归统一，士大夫们发现需要重振儒学，建立时代的精神。于是重新开始倡导古文运动。

      宋代的处境很不乐观。对外，国力不够强大，外敌虎视眈眈，北方的幽云十六州早已经割让给契丹，使得宋朝北方没有屏障，随时处在威胁之中。对内，则是佛学思想盛行，慢慢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有衰弱和动摇的迹象。

      儒家的士大夫们从宋朝建立开始，就深切感受到沉重的历史使命，力求经世致用。这种精神随处可见，史书中记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正是这种情感，才激励他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千古名句，说出了整个宋代士大夫的心声。这种心情使得他们的学问也追求经世致用，古文运动恰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宋仁宗的时候，曾经下过一份诏书，从中可以更具体地看到宋代古文运动在思想上的要求。诏书中说：“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经典之旨趣……庶有裨于国教，期増阐于儒风。”这是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有内容，要符合儒家的思想，而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实际的作用，有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

      古文首先要有用，要能够振奋人心，而且有助于国家治理。王安石就曾经说过：“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这样一来，就把单纯追求形式完美的其他写作风格排斥在外了。其次，古文还要符合儒家的道理，能够体现儒家思想。这跟韩愈的想法一脉相承。当韩愈说“文以载道”的时候，他指的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宋代的文人继承了文和道之间的这种关系，把文章写作看成是阐发、体现和传播儒家之道的工具，符合儒家思想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正是在这一点上，苏轼有些背离了古文运动的内在要求，使得古文运动在他那里慢慢脱离了原有的发展轨迹，走向了歧途。

      古文运动的发展以欧阳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欧阳修之前，宋代的古文家们也很努力，但是因为性格、能力、地位等各种原因，古文一直都无法取代骈文，成为主流。一切都要等到欧阳修统领文坛的时候才会水到渠成。

      为什么到了欧阳修，古文运动就能成功呢？这是因为他掌握了推广古文的有力工具。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担任了那一年科举的主考官，这件事成了古文运动的关键转折点。

      欧阳修是主考官，所以他就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拔人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文人寒窗苦读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说，谁当主考官，主考官有什么样的品位和偏好，自然就会影响天下的文风。

      如果说成为主考官是欧阳修成为古文运动关键人物的外在条件，他的内在特点对于古文运动的推进也同样重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当然是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就写得文采斐然，在当时的士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史书记载：“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这无疑扩大了古文在文人中间的影响。

        欧阳修文章如此出色，凭借的却不仅仅是才华，而是得力于他写文章时候不断地修改，一定要让文章通顺平实，才算满意。像《醉翁亭记》的第一句，据说欧阳修开始用了几十个字，描写滁州四面有山，但总觉得不满意，不断修改，最后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来表达，简单明确又让人回味无穷。欧阳修的这种风格，典雅平淡，追求说理的清晰明快，比较容易让人遵循和学习。

      欧阳修胸襟宽阔。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待人宽厚，礼贤下士。当时人称：“欧阳文忠公喜士，天下第一”。名列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以及三苏，都曾经得到过欧阳修的指导和提拔。

      欧阳修文采高、名气大，官也做得大，因此是毫无疑问的文坛领袖。在他晚年的时候，遇到了年轻的苏轼。

      今天回望历史的时候，欧阳修的光彩在苏轼面前都显得有些黯淡了。然而那时的苏轼是刚刚走出眉山来到京城的年轻士子，当他的文章被拿到欧阳修面前的时候，欧阳修有些感慨地说：“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是不是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苏轼后来也说，欧阳修曾经对他说，自己老了，以后承担斯文、担任天下文坛盟主的重任就交给他了。

      欧阳修能够影响天下文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掌握了有力的工具，就是考试。科举考试能够左右考生的习性，欧阳修抓住了这个机会，促成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在欧阳修之后，真正能够领袖群论的是苏轼。古文运动在苏轼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同时也蕴含着根本性的变化。

      苏轼也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才华、最有光彩的人物，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也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想象一下，唐宋两朝，八位最重要的古文作家，苏氏一门竟然独占三席。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了。

      然而，苏轼的才情也成了古文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有点物极必反的意思。因为苏轼才情太高，个性又放旷不羁，写文章多随性而至，而他的才华又让这种随性的写作左右逢源，摇曳生姿，怎么都能结构成一篇漂亮的文章。苏轼的文章任才使气，就连欧阳修都被他迷惑并且赞叹不已。

      据说欧阳修看到苏轼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上古时候尧帝的一个典故，就问苏轼这个典故出自哪里。苏轼随口答说出自《三国志》的注解。然而，欧阳修回去查书，却没有找到，就问苏轼。苏轼说，“某意其如此。”意思就是，其实并没有这个典故，但是，在我看来按道理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欧阳修听了之后没有生气，反而说苏轼这才是会读书，日后他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

      不过才气是学不来的。苏轼全凭才气写作，其他人就只能膜拜，无法效仿了。明末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就说苏东坡的文章像水银泄地一样，随处涌出，古往今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体。这也使得别人摸不着头脑，也根本无从学起，削弱了古文在普通文人中的影响力。古文虽然因此变得绚烂多彩，但是也变成了旁人只能观赏，却没办法参与其中的对象。古文渐渐失去了它的大众基础。 

      古文运动由苏轼开始由盛转衰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苏轼这种文风，实际上也弱化了古文“文以载道”的功能，让古文的追求更偏向形式，而不是“载道”的思想。这跟苏轼本人的思想立场有关。

      前面曾经说过，古文运动本质上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运动。宋代文人对于古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符合儒家的纲常伦理，有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对民众的教化。然而，苏轼的内心却更倾向于老庄思想。苏轼幼年读到《庄子》，就立刻欣喜不已，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的一生波澜起伏，虽然他少年得志，介后面的生活却充满了波折。他在政治上屡次被别人陷害，一次次离开朝堂，被贬到地方为官，在政治上一辈子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人生的这种跌宕起伏之中，是庄子思想帮助他看破了世间的兴衰荣辱，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种种困境，因此他的思想中随时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子。我们最熟悉的《赤壁赋》中，面对朋友对于人生短暂的哀叹，苏轼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就曾经说过，苏轼的文章，大概有十之八九都是来自庄子的思想。刘熙载的说法未免有些过分，但是，苏轼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更亲近道家而不是儒家，是很明显的。

      苏轼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不仅让古文的方向跟当时重视儒学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了，也让古文背离了它自己的初衷。招来了那些坚守儒家立场的士大夫的批评。南宋的大儒朱熹就曾经说苏轼的文章对于儒家道理的破坏比佛老思想更严重。南宋以后，理学逐渐兴盛，垄断了话语权，儒者们对于苏轼的批评就变得越来越激烈，苏轼所代表的文章风格也很自然地渐渐衰落下去。古文运动走向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古文衰落更现实的原因，是在欧阳修之后，它逐渐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古文提倡经世，提倡儒学的实用目的，那就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所以它能够在欧阳修的时候兴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欧阳修之后，北宋的党争非常激烈，古文就成了文人批评时政，甚至人身攻击的工具。古文也因此失去了它的纯净。

      古文作为一种文章风格，在苏轼之后逐渐衰落，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竞相追捧模仿的对象，但是古文这种追求简洁平淡，言之有物的理想，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写作和发展。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散文写作是成就最大的，它其实可以看作是古文的发展和延续。近现代的散文作家，他们从小读古文，能够深入体会其中的妙处。当他们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虽然语言变成了现代汉语，但是写文章的妙处一脉相承。近现代散文作家的作品，就是古文精神遥远的回响。

      文学运动的成功与否，必须取决于文学运动的艺术性成果。只有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才能够真正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古文运动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