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的“志于学”三个字，改变了中国文化史。从此以后——
第一，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从此，学术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
第二，一个人，也可以不做任何具体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孔子之前无此类人;孔子之后，很多此类人。有此类人，才有百家争鸣。
第三，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
所以，钱穆先生说: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①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中说: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
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引者注:就是算命打卦、风水巫医……）
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千(引者注:就是各级官员、公务员)。
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者(引者注:就是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
自孔子而后，儒乃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士也不再是“志于仕”，而是“志于道”了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对传统儒的否定，是新兴儒的道德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但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这个传统的终结者。
令“儒”脱胎换骨，由术士进而为六艺专家，再进而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这正是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之一。
唯此，日后才有孔子弟子曾子关于“士”的道德宣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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