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教育其实是东亚式教育，日韩也一样
有一个问题确实存在着，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被广为诟病。我们都是从十几年应试教育的历练中过来的，现在的孩子从幼儿时代就开始学各种知识，甚至幼儿园入学就需要面试，如不合格连园门都进不去。之后的小学、中学、大学，每一步的升学都伴随着考试。早出晚归，周末补习的日子，我们都经历过。在中国当学生，三个字可概括：不轻松。
放眼中国周边，就会发现日本、韩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大同小异。韩国的学生几乎每天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上的庞大支出甚至让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2014年，韩国的人均生育率为1.19，已经连续13年人口出生率低于1.3人。实行全面计划生育的中国，生育率尚且能有1.4，可想而知韩国人对生孩子是有多谨慎了。日本的情况与中韩相差不远。日本生命保险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家庭的教育开支2012年已增至38.6%。日本生育率也跟中韩差不多，在1.3～1.4之间。
这就是中日韩面临的教育困境，各国都在孩子的教育上煞费苦心，也都因为竞争激烈而不敢或无力多生孩子。东亚三国文化一脉相承。几乎所有中国人吐槽的教育问题，日韩也都存在，比如高考。
日本高考被称为地狱般的竞赛。考生和家长都会谨遵“四当，五落”：如果每天拼命学习只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要是多睡一小时，就会落榜。旅日作家毛丹青的文章中曾讲道，“日本考生当天的服装大都是黑色，就连监考老师穿的也是黑衣服，整个气氛很严肃，有点儿被压抑的感觉。”
人口基数相对大，就业岗位相对少，社会对学历的普遍看重，尊师重教的儒家思想影响，这些都是东亚教育颇为残酷的原因。日韩人口数量虽不能跟中国相比，但综合国土面积、资源等因素，人口密度是要大于中国的。而他们的名校相比中国来讲更少，因此对学历的苛求比中国更甚。韩国70%的大企业总裁，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都来自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三所顶级学府，考不上这些学校意味着前途将暗淡很多，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中日韩在教育方面都做过诸多改革，但却殊途同归地选择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无论多么残酷与不近人情，应试教育、高考定终身的制度依然是三国共同的选择，可见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批评、监督中国教育虽然是每个公民有权做并且应该做的事，但切莫将其当成孤例看待。
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缺失，不能否定中式教育
有一个论调，一直被用来批评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拿过诺贝尔奖？当然，莫言得到文学奖后，这句话变成了“为什么拿不到科学类诺贝尔奖”了。
的确，迄今为止获过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华人中只有一人不是美籍华人。但如果因此而彻底否定中式教育，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就很荒谬了。
就举我们最熟悉的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的例子吧。杨振宁是在世物理学家中最伟大的，没有之一；杨振宁硕士之前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
关于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伟大贡献，很多专业人士都进行过科普，上网搜一下即可。简单讲，他是可以排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20个乃至10个物理学家之列的，值得授予第二个诺贝尔奖（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杨-米尔斯理论，重要性要高于获诺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在教育方面，杨振宁22岁拿到了西南联大的硕士学位，23岁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也就是说，美国为他提供了进一步深造和做研究的平台，但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在中国打下的。
经常被拿来与杨振宁作对比的是他的同学邓稼先。我们钦佩邓先生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同样钦佩杨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单说邓稼先，以他在美国一年即拿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一穷二白的环境里短时间带领团队研究出原子弹、氢弹所展现出的天赋，可以想见，如果他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可能。
仅在物理学领域，与邓稼先类似的还有赵忠尧、王淦昌、钱学森等几位“如果不回国夺诺奖希望很大”的学者，他们都是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可见，中式教育不是中国人与科学类诺贝尔奖绝缘的原因。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里有一句这样的话：“莫言的想象力，超越了人类存在本身！”那么为什么从没留过学的莫言、刘慈欣，都能因为想象力强而受到老外的追捧，而在科学方面，中国人就突然没了想象力呢？
原因归结起来也很简单，就一个字：穷
科学研究进行到前沿尖端，往往拼的不是科研人员的天赋水平，而是所处平台和资金储备。说的俗一点，很多研究是拿钱堆出来的，而且是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才能看到成果。同样天赋的两个人，一个身在美国尖端实验室，设备一流，资金充裕，有条件进行科研工作；另一个人还需要向国家向学校要钱来组建科研队伍，那这两个人，谁拿诺贝尔奖的概率更高呢？
2015年8月，科学界出了一件大事：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带领团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被认为具备了拿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的实力。一时间各界欢欣鼓舞，连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网友们都非常兴奋。
2009年，施一公所在的清华大学引进了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冷冻电镜，这样的机器全世界不超过十台，亚洲则只有清华的这一台。之后随着冷冻电镜技术的改进，清华一直保证供给施教授最好的机器。这台机器最大的作用是能把生物剪接体看得更清楚，用施一公教授的话讲：“以前的照相机技术不行，照片非常模糊，有层霜。（这台机器使）这层霜去掉了……如果没有冷冻电镜肯定做不到今天的结果。”
施一公与前辈科学家的轨迹差不多，也是在中国完成本科学习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做出一定的成绩后，回到国内。而与前辈科学家不同的是，他回国的2008年，国内已经可以为他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让他在不逊于美国的环境中工作。终于，在七年后的2015年，他的团队取得了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从施一公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所谓中式教育教不出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研究不像文学创作，可以靠一个人一支笔写出，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具备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完备的团队协作基础才可能取得成果。
中国人不缺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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