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古之先贤非常明确一点，不管是做官也好、从商也罢，人的第一个身份是人，而为了能够活下去而选择的职业、从业身份，完全以人的第一身份马首是瞻，一旦违背了其做人的准则，他会立即以不同的方式放弃他的第二、第三或是第四身份，甚至放弃他的生命。
孟子在节中举了拥有完全相反的处世态度的两位为官者，伯夷与柳下惠，在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一定的信息。
伯夷（历史背景）：
1、伯夷为了躲避纣王的残暴统治，隐居在北海之滨。
2、武王伐纣本是众望所归，天意所然的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却被其看作是不臣，不孝的举动，作为商朝先王旧臣的伯夷，毅然决然的选择不食周粟，最终归于首阳山饥饿而死。
按常理，伯夷是知道纣王的残暴统治的，当武王伐纣的时候理应与武王出谋划策，且世人都知道文王武王皆是那个时候的贤君，理应也可以让自己重新被启用，可是却选择了反对与隐居。此两者放在一起来论，的确有些许不妥。但，若把伯夷看作是一介凡人，而不是商朝旧臣的话，就非常妥当了：伯夷，不忍看到纣王统治下的水生火热的人民，而又无可奈何，只能选择隐居，体现了伯夷作为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的“仁”；作为一介布衣，又不愿意生活在新朝的统治之下，体现了伯夷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的“忠”。
柳下惠（历史背景）：
在此节中，孟子对于柳下惠的为官举止定义为“不恭”，但作为史实而言，大相径庭。
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与“直道而事人”在如今都是贤臣的典范。在朝堂上，众目睽睽之下，作为一介臣子，定然会慌乱，而其不乱；在是非曲直上，“人”只有圆滑才能不被侵害，而其依旧以直示人，不管不顾自己的安危与地位，哪怕成为“逸民”也不多计较什么，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只因他是一位圣贤么？不，我们大家都可以，只要在处世（事）之前、之时、之后，始终知道自己的第一身份——人类，知道作为一个人类，该如何以一个人类的身份，而不是官员（臣子）的身份去想、去说、去做，当所有的事情，都是被人类解决的，而不是被官员（臣子）解决的时候，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一定合乎常理与人之常情。
赏析：两则史实都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为己、做事、处世、为官之前，先为人。人有多重身份才能生活下去，这固然不错，但不仅不能忘了人的第一身份——人，而且更需要以人的本真身份去覆盖多重身份，不能用多重身份去覆盖人的身份，人的身份本就脆弱，如若被迷茫，就很容易丢失了人类自己的本真身份，而一旦丢失了本真身份，还能做出人的事吗？
……
文末，孟子以伯夷隘与柳下惠不恭，作为对其两者的最终评价，皆与史实不符（也许只是为了衬托孟子心中真正的圣贤的样子）。
引申：看待人、事、物的态度绝不能有一个理想中的标准，不仅时代会不同，风气会不同，自己的认知更会不同，若以“死”的标准去看待一个“活”人，这个人也会被看“死”，从而使得自己对这个人的看法也会有所偏颇，甚至是错误。
引申2：看人、做事、待物，不能光看表面（伯夷的归隐与不食周粟而死的隘，其实是大仁与大忠；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与直道而事人的不恭，其实是大智与大义），得从他们对人类（自身）发展、生存、传承的意义入手，这样才能看清楚一个真正充满善念的人与一个用自己的表面伪装自己内心的伪人。因为，真正善良之人与伪善之人，在某种程度都会养成一种直抒胸臆的习惯，前者，随其性而行，而其性纯良；后者，亦随其性而行，而其性险恶。所以，若能够看得出这些，就不会放过与一个贤者的促膝谈心的机会，也不会与一不肖者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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