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毛泽东42岁。
今天要说的这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相比其他参加者，显得鲜为人知。
但他第一任毛办主任；在遵义会议前，他是“铁血后卫”红五军团的政委；遵义会议上他代表一线红军发言要求撤换错误领导；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从一方面军被派到四方面军工作；后来参加了无比悲壮的西路军，历经坎坷到陕甘宁边区后，离开军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
说到这里，可能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李卓然。在下面这个名单上，可能和邓发、何克全一样，都是存在感较低的。
第一任毛办主任
李卓然(1899年10月10日—1989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洪塘(今山枣)。李卓然和毛泽东是同乡，而且他也曾在毛泽东就读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22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学习工作。
1929 年，李卓然从苏联回国，先在上海从事兵运工作。1930 年秋，他被调往中央苏区，任中央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
在任毛主席办公室主任期间，李卓然和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相互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时，李卓然在战争间隙还专程看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表达了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怀念之情和对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挤行为的不满，毛泽东深为感动。
红五军团政委
长征前夕，李卓然调任红五军团政委。长征开始后，李卓然与总指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任务，因为敌人经常采用拦腰截尾战术。一路上恶战不断，特别是在湘江战役，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全师5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
有一次李卓然正和彭德怀用步话机通话，敌机飞来一通扫射，由于猝不及防，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步话机也毁了，李卓然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参加遵义会议
李卓然也是遵义会议的见证人。他回忆说：
遵义会议前，我担任红5军团政治委员。当时，5军团担任长征的后卫任务，主要是保证前面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阻截后面的追敌。我和董振堂同志带领红5军团，从长征开始后一直在后边打阻击战，和中央相距一两天的路程。中央用电报指挥军事行动路线，部署军事行动。
我记得电报是发给我和刘少奇的。少奇当时是中央驻5军团的代表。董振堂的宿地不和我在一起，我记得他没有去参加遵义会议。我接到中央的电报，午夜过后便从桐梓出发了。当我带着两名警卫员日夜兼程赶到遵义城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开会的两层小楼坐落在遵义城内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山坡下面是环城的小街道。参加会议的人都分住在小楼里。记得我是和少奇住在一间房子里。
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当天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我。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是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 “怨声载道咯，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 “是的。 ”他又说： “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我发了言，其他同志也讲了讲，我们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判。（以上摘自《实录毛泽东》）
李卓然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之一，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一边，在关键时刻投出了重要一票，在党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张国焘斗争
1935 年6 月12 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中央内部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代表中央找到李卓然，希望他能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为加强两支红军的团结而努力。尽管面临的任务很复杂艰巨，但李卓然坚决服从党的安排。6 月25日，李卓然到达懋功达维镇，就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前敌政治部主任。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于9 月10日先行北上。李卓然当时虽跟随右路军行动，但由于在四方面军任职，所以并未接到中央要他共同北上的通知，等他知道中央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后，想赶上部队为时已晚。
李卓然和朱德、刘伯承等在四方面军极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1936年7 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李卓然率领四方面军政治部人员，积极做好欢迎二方面军的宣传慰问工作。
率领西路军余部突围
成立西路军后，李卓然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执行经内蒙或新疆打通苏联的战略任务。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和李先念一起率部突围，历经磨难，终于在1937年4 月率余部427 人成功到达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1937年12月，李卓然同李先念等一起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
淡出政治舞台
尽管李卓然率西路军余部历尽艰辛突围回到延安，但由于他在四方面军的任职经历和西路军的失败，他不可避免地和张国焘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牵连者。
在延安猛烈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错误的浪潮中，他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问题的包袱，也因此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在延安时期，他一直在宣传部门任职。历任总政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4 年11 月， 李卓然调北京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到任不久，李卓然病了。苏联专家检查后认为，李卓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并发心脏病，必须卧床休养，并得出了“估计只能活五年”的结论。李卓然致信中央，辞去马列学院院长一职。
1959 年以后，李卓然虽仍任中宣部副部长，但已不再分管实际工作，媒体很少报道他。许多老同志以为李卓然重病卧床，甚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秦川曾描述了建国后的李卓然：
“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
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弥留之际，李卓然留下的最清晰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北上没有叫上我。”（见刘秋林：《毛泽东与李卓然的革命情谊》，《湘潮》）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