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亡之际，人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大师们也是一样，他们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怀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在危难中恪守铮铮骨气，书写着自己和国家的传奇。
从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
我记住了一个细节，曾昭抡，“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名带队教师，当时是北大的化学系主任。这个教授的不一般之处，还在于他是曾国藩的后辈，在从长沙到昆明徒步跋涉的68天中，人们看到每天休息的时间，他都就近在路边或什么地方坐下来写日记，天天如此，从无间断。
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了，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工作。
西南联大制定了“刚毅坚卓”的校训，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填写了满江红词牌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作者说，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
真是这样的，就在校园里的茅屋教室和茅屋宿舍中，一代大师倾心奉献，培养出了无数人杰。
作为三常委之一蒋梦麟，还把自己的儿子由内地辗转来到联大，同样住进茅屋宿舍，成为联大的一个美谈。
梅贻琦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
大轰炸也追到了昆明，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恐惧，在1938年9月28日的首次轰炸中，日本飞机投下28枚炸弹，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大师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追求着高尚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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