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那场地震，在5月12日的午后不期而至。
那是汶川人的殇，对于地处黄土高原的我的老家人来说，也是一场劫。
和往常一样，没有课的我窝在办公室里，跟一沓作业较着劲儿。
忽然，我心底涌起一股恶心的感觉，接着就看到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全都晃动了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头顶的电棒剧烈地摇动着，墙上的镜子“啪”得一声碎了，桌子上的作业、书、墨水都掉到了地上……
“房要塌了？”我第一反应。
“地震了，地震了……”外面一个女老师尖着嗓门喊起来。
我冲出办公室，在外面花园里玩的我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众人都向操场冲去，我也跟着人群一起往操场跑，太阳依旧很刺眼，我感觉地面好像要裂开了。我们一摇三晃，向前两步，后退一步，所有的人脸色都铁青着，我看到我的孩子在他爸爸的怀里，连裤子都没有提好……
等到大家都跑到操场的时候，强地震已经过去了。
教学楼上上课的师生都下来了，有几个女生披散着头发，鞋子都跑掉了，摊倒在操场“嘤嘤”地哭了，人人脸色发白，个个失魂落魄。
稍微缓了一会儿。
大家相互看了看，还有两个同事没有到场。
几个男同事往操场外冲去，我也紧跟其后。
我最好的朋友还在办公室里没出来，她的女儿也在。
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碰到了正往操场赶的三个人。朋友眼睛红红的，一看到我们，情绪突然失控，泪如雨下。
没有过多的言语，我拉着她，匆匆往操场赶。
到了操场，大家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这两个人没有出来的原因。原来地震发生的时候，朋友和她孩子睡着了。地震一起，隔壁的男同事跑出门第一反应是救朋友和她的孩子，他“咚咚咚”的打开门，喊一声“地震了”，就抱起孩子往操场跑。朋友连鞋都没顾得穿好，也跟着他一起跑。
众人纷纷打趣男老师的侠义，紧张地气氛稍微缓和了些。然而朋友还是泪雨如注，我想，她有她自己难言的苦。
过了一会儿，同事们疯狂地打起电话来，先是打给家里的妻子或丈夫或孩子，接着打给老人，随后又打给兄弟姐妹……一边询问着那边的情况，一边叙说着这边的惊悚，一边又叮咛电话那边的人要往宽敞平坦的地方走……
一会儿家长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每一个班主任手里都高举电话，大声地讲着，一会儿又将电话交给身边的学生，让他们向父母报个平安。有些学生地震那会没哭，这会儿听到父母的声音，又抽噎起来。
彼时学校的校舍几乎都是危房，没有人有胆量让学生回教室继续上课。 全校师生只好聚集在操场，没有上级的命令，只能原地待命。
有几个老师便讲起了刚才教学楼上的情形：地震一起，教学主任就站在楼下大喊，所有上课的老师立刻扔下书本，组织学生往楼下跑。本来撤离还算顺利，结果有两个女生吓破了胆子，直接瘫在了楼梯上。这下可好，出路被堵死了。情急之下，那个胖胖的、矮矮的教学主任“噔噔噔”地冲上楼梯，一手一个，提起了瘫在楼梯上的两个女生，跟个大侠一样冲了下来。这才化解了危机。
大家一起戏谑教学主任的果断与英勇。我回头看了看这个平常被我们不放在眼里的、长得其貌不扬的教学主任，实在难以想象他矮矮的身子，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劲儿，提起两个人就往下跑？
原来在天灾面前，作为领导，责任和道义大于他的力气。
不一会儿校长传达上级命令：马上全校放假，收假时间等命令。学校留下值班的人，但不准睡宿舍。
我陪朋友到她的办公室整理东西，朋友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些。她告诉我，今天突然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刻她非常无助。远在西安的丈夫，近在咫尺的父母，平常关系好的朋友，此刻都给不了她任何帮助。如果那座危房突然坍塌，那么今天，就多了两个心有不甘的亡灵。女儿还那么小，还有她，只是个弱女子，也需要保护。然而关键时候，她的至亲竟然一个都靠不住。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恐惧过，她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新审视过自己的婚姻：两地分居，这场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我无语。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倾诉。
收拾好东西，老师纷纷离校。我们因为以校为家，无处可去，就暂时留了下来。
下午带着孩子出校门去溜达，发现十字路口聚集着好多人。
大家一起高声地谈论着这场地震。有人说他家的矮墙被震塌了；有人说他在苹果树地里正干着活，看到树在“哗哗”地往后跑；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一辆面包车在路上扭呀扭呀，从路左边一直扭到了路右边，还是走不到前去；还有一个人说他正在高处给人家盖房，结果就掉了下来，幸亏墙并不高……
意外让大家格外兴奋，快意地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偶尔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有幸灾乐祸的，有不以为然的。
晚上，我们在学校大门口支了床睡觉。
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们，可以把空的啤酒瓶倒栽在地上，如果半夜余震出现，瓶子倒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可以提醒我们赶紧逃跑。
我们如法炮制，就有老教师讲起了笑话。
说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们村人也是用倒栽的啤酒瓶作为信号的。
结果有一天晚上，一个在外面喝了酒的二货村民半夜回来，黑暗中不小心撞倒了啤酒瓶。
全村人听到声音，立马往村里最大的那个场院跑。正当快要跑到的时候，不知道谁才发现是某个人撞倒了啤酒瓶。
大家紧张的情绪顿时缓解，相互一看，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的穿了上衣没穿裤子，有的穿了裤子没穿鞋子，有人把裤带搭在脖子上，有人把袜子噙在嘴里，有人穿着老婆的一双红鞋……
我们哈哈大笑，我心里想着今晚一定和衣而睡，免得到时候难堪。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我拥着孩子睡意正浓，就听见了架子车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到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听到了扁担的声音，听到了牛过去的“扑踏扑踏”的声音……
睁开眼，看到许多农民从我们的露天床边匆匆而过，扛着镢头，挑着担子。原来他们，要去干活了。
我不禁感到非常不解：不是地震了吗？他们不应该避一避吗？
第二天我回到了老家，把地震当成天大的事儿的我，亲眼看到我的父母依然在田里劳作。我忽然有些明白：无论天灾人祸，日子都还要继续。这些朴实的庄稼人，哪有时间矫情？
然而我们是不能回到学校的，因为学校大部分是危房。
那一个学期，几乎没怎么上课。学校刚刚把师生召回去，教室都不敢进去（全部用红线警戒），搬出桌凳在外面上课，结果余震就又开始了……放几天假，再召回来，又震，只好又放……
后来就有人把政府大楼和学校进行比较，列举着危楼校舍的坍塌数量，控诉着某些官员的道德底线，“豆腐渣工程”这个名词一度叫得很响。
一心只教圣贤书的我，一边看着学校倒下来的矮墙，一边望下岿然不动的政府大楼，心里竟然也有了一丝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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