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自己满脑子想着离开，心里按纳不住地想去一个新的城市。其实，那个房地产公司并不算太差，虽然工资低，可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还是能够安稳生活的。
每次看到有其他同事的同学过来找他们玩，我就很兴奋，问他们工作的感受。那时候对于友情我有一种很神圣的推崇，因为刚走入社会，看不惯社会上的唯利益论，而自己似乎要拼命地证明我不是那种人。
我真的不是那种人。
我不会和领导套近乎。一个别的部门的领导，似乎是个高级工程师，别人对他的评价都特别好，他的穿着平时非常朴实，跟人打招呼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他和我们处室的领导一块吃饭，其中有三个刚毕业的学生（包括我），吃饭期间他对我们部门的领导那种夸耀、赞美、奉承，天呢，至于吗！因为我领导尚且跟他是平级，如果对于上级他又该如何表现呢？我当时都有点如同吃了苍蝇似的想吐。我始终没有附和他的话，而另外两个同伴却与他配合得很好，不但频频点头称是，还为他和我们的领导斟酒倒茶忙个不停。
这就是社会，大家公认的好领导竟是这副德性。我心里有些不屑，更多的是难过，可是也认了。那一天我喝的酒有点多，本来自己就不胜酒力，所以几乎都站不起来了。吃饭结束后，他们意犹未尽，要去练歌厅继续嗨，我拒绝了。我一个人上了公交车从市中心回开发区的宿舍去，因为头痛，我躺在公交车的座椅上睡着了。下车时还被司机师傅说了一顿，他闻到了我身上的酒气。我下了车就蹲在路边吐了起来。
于是，自己离开那个公司的决心更坚定了。
在市人才中心档案室（我记不清到底是为什么事被叫了过去），碰到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女生也在那里，她要转档案继续考研，我和她聊了几句，了解到她学的是历史专业。因为和原来的公司解约比较麻烦，她已经来了几次，我特别想多问她一些关于考研和转档案手续的事，可是她的男朋友却催着她快点走。她的男朋友像是个公司老板，宽阔的身材，不过并不老。
原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并不都是在工作上都一帆风顺呵。
一旦有了离开的想法，每一天都是煎熬。早晨乘着公交上去工地时，我竟盼望着公交车永远也不要停，就这样一直走下去，我就可以不用去公司、也可以不用见到那些不想看到的人了。
在威海的那一年，我实在找不到多美好的回忆。周末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尤其喜欢看那些关于乡愁、关于社会冷暖的书，读后心里就更加恍然，常常盯着外面车来车往的街道发呆半天。
有一天晚上我在工地值班，打桩的工程是包给一个小公司的，那个公司的工人应该都是来自同一个小县城的人。因为是深秋的晚上，天气很冷，有一个人买了爆米花吃。他也分给我一些，然后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了他。他说：早点结婚吧。
当时自己是有着自杀的打算，而且特别笃定，就告诉他我不会结婚。
他说：“太可惜了，只有趁着年轻才可以好好玩女人。”
我当时体内的青春荷尔蒙一下子被刺激起来。其实，工地上干活的男人多是性饥渴的，因为他们常年在外，即便结了婚也是两地分居。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特别避讳和人谈“性”这个话题，尽管我到现在还是有些避讳。
那个吃爆炸米花的男人胖胖的，小小的眼睛，大概40岁左右。我想逗逗他，就问他结婚多少年了，是怎么玩女人的。
他说：“我没结婚，没有女人能看得上我。”他说得云淡风轻，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的意思，随手又往嘴里填了一把爆米花。
那一霎那，我心底陡然升起一股悲凉，仿佛很对不起他，觉得自己实在不该问那个问题。于时闭口，陷入沉默。
四周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工地上那一台打桩机器“哐当”、“哐当”打桩的鸣声，因为没有人说话而越发显得单调、寂寥。远处高楼上偶尔闪过模糊的灯光，看起来遥远又迷离。
秋风扑面吹来，掀起一层尘沙，夜更深、也更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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