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坚持青年抒情文体和革命心态
青年巴金
巴金生于四川一个富有家庭，年轻时曾到发过读书。最有名的小说是：《家》、《春》、《秋》，激流三部曲，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写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巴金小说在台湾是禁书。在台湾，鲁迅、巴金、老舍的书都不能看。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有三个：
第一，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巴金一生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向往一个理想但不可能存在的人类社会：无政府有道德，无警察有秩序，无军队有和平......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作家里政治地位最高的，除了郭沫若，就是巴金。巴金在去世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辈子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最后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非常吊诡的。
理想主义和有理想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理想，但大部分希望这理想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能使自己开心。要是这理想实现不了，或带来坏处了，就放弃了，忍让了，收藏心底了。
什么叫“理想主义”？有好处相信，没有好处也相信，甚至不怕牺牲也要相信。这是巴金。巴金一直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讲，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就没有政府了，天下大同。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信条。
第二，以笔为枪。年轻的巴金相信无政府主义很好，但实现理想要做很多事情，还需要一些非常手段。很多手段是恐怖的，这样事情巴金不敢做。更多的是以笔为枪。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文学南辕北辙，但以笔为枪是相通的。
巴金的政治观点是反对一切专制的，很难说是左派还是右派，但他的艺术观是功利的。他公开主张，文学技巧是不重要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他的小说都是不加修饰，不加象征手法，没有精心布局。
第三，是“青年抒情文体”。有什么特别？一，“我”特别多，非常直白。二，很激动，毫不掩饰专制。少年开始写日记时，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巴金有个特点，会为自己的同一篇小说写很多篇的序和后记。每一次他的书再版，出版商都会请巴金再写一个序，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
巴金的这种文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对上几代青年人都有巨大影响。他一生都有青年革命心态——年轻的、新的是对的，老的、旧的是错的。最难得是，巴金越到老越坚持这种青年问题、革命心态。
第四，文革以后，巴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巴金在晚年地位越来越高，这很罕见。令人尊敬的原因，不是一味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晚年散文《随想录》、《真话集》。经历文革后，还能大胆地提出意见、控诉文革的老作家，当以巴金为代表。
晚年巴金
巴金的两个遗愿很著名。一是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建好了，在北京。第二个遗愿，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还没有实现。
老舍：一个作家可以提前写出自己的命运
青年老舍
舍予，就是“放弃我”，名字真是预言
老舍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中国作家之一，本来可能是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他却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投湖了。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放弃我，名字真是预言。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是汉族，例外是两个，一个是沈从文，他家族上有汉族、苗族、土家族血统，他自己认的是苗族。还有一个是老舍，他是满族。
老舍两岁时，父亲打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墙上被打死了，再看老舍自己，冥冥之中，在北京城墙附近投湖了，太有戏剧性了。大部分作家的父亲是没落的有钱人或小康人家，老舍不行，他的父亲虽是正红旗人，但是是底层旗人。父亲去世后，老舍母亲生活很苦。她住在北京大杂院里，靠洗衣为生。
老舍小学毕业，有人赞助一点钱让他读师范。读师范后，工作表现很好，当小学校长，钱也不少。后来又到南开中学教国文。可老舍有眼光，放弃工资比较高的教职，到英国留学，一边教汉语谋生，一边开始写小说。
他的小说不是一举成名的，是辛辛苦苦摸索，写了《老张的哲学》、《二马》等，寄回中国发表，没特别出名。早期小说追求幽默，20世纪30年代回国，在青岛和济南教书。
老舍写过一个长篇，叫《大明湖》，打仗烧掉了。后来他改写成一个中篇，叫《月牙儿》。还写了《离婚》、《断魂枪》，代表作是《骆驼祥子》。
抗战初，中国成立了一个统战的文艺家协会，老舍被推为主席，因为他既不是“左联”的系统，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他的《骆驼祥子》，最能代表他的风格。
后来还写了《四世同堂》。抗战时老舍很努力，跟着军队去编话剧、编戏，叫“文章入伍”。哪些作品当然不成功。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和曹禺在美国讲学，1949年周恩来给他们写信，两个人就回来了。
1949年以后，巴金写了一篇《团圆》。茅盾没再写什么，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东西。跟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不同的是，老舍写得最多，是最成功的的劳模作家，尤其是他的剧本《茶馆》。当然，他也写了很多今天看来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
1966年8月23日
北京有一个孔庙，孔庙有一个印刷学校，印刷学校有一些红卫兵，在那天准备烧唱京戏的服装——是“四旧”，应该烧掉，因为那是帝王将相。不仅要烧这批“四旧”，还要叫一批“反动作家”跪在边上陪着。因此，他们找文联，找了一批“反动作家”，包括骆宾基、端木蕻良、萧军等人，还有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
当时老舍生着病，还搞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一直是革命模范，是人民艺术家，地位很高。那一天，他穿戴整齐，准备好材料，要去参加“文革”。妻子问他，你去文联干什么？他说，我要参加运动呀，将来要写运动的，不参加我怎么能写？
到了文联，正好红卫兵把一批“反动作家”往车上赶。那批红卫兵是某中学舞蹈队的女生，多是十五六岁。平时，文联有老师教她们跳舞，现在对付那些“反动权威”，有人把这些女孩子叫来了。结果，有个人对女学生说，你们要找权威，看那个老头，老头，他是最大的权威。
女学生跑过去问老舍：“你是不是老舍？”其实她们根本不认识老舍，但老舍太老实，说我是老舍，就一起上了车。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差错。当时，这些学生一轮一轮地去问这些“反动作家”。第一轮问成分和出身，第二轮问收入。出身不好，收入太高，皮带就打上来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老舍一直是受表扬的。他还要求入党，周总理跟他说，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老舍此前从来没有被打过。当天拉回文联后，还被挂了个牌子，老舍觉得冤枉，就把那牌子摘下来，往地上一砸。据说砸到一个红卫兵的腿，结果周围的人说他打人，就围上去打他。当时掌握局面的是文联“革委会”的副主任浩然，也是有名的作家，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在当代文学史很出名，说是为了保护老舍，就把他送到派出所。
而派出所当时只收“现行反革命”——这是非常重的一个罪——于是给他套了这么一个罪。当然，派出所也不管，也没有地方，老舍就回家了。此前，老舍的家庭关系不好。那个阶段，他长期住办公室，家很少回。可是那天，他回去了，那一晚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后来后来他妻子回忆说，老舍回家那天晚上，她安慰他，替他擦伤口，叫他忍耐，很关心他。第二天早上，老舍去派出所报到，妻子没陪着。这是让人非常困惑的。
后来，老舍一个人走到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离家有十几里地。据说那里很靠近老舍母亲原来住的地方。他在太平湖边，待了很久，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有人发现他投湖了。至于他什么时候下水，怎么下水，都不知道。永远是个谜。
《骆驼祥子》里有一段，祥子在曹家拉包月，一切都上正轨的时候，虎妞来敲门，肚子里装了一个枕头。她对祥子说，我们那一晚上之后，现在就是这样了。祥子就像听到轰天之雷，不知道该怎么办。小说里，祥子也走到护城河边上，看着北京的城墙。他想，我怎么办？我离开北京？逃走？不行，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北京，不能离开。可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小说借祥子的眼睛写了北京护城河美丽的风光。一个作家可以提前写出自己的命运。
文学就这点厉害。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撒谎，宣誓、日记、情书，都可以是假的，可是要写好文学作品，内心、潜意识就一定会暴露。
老舍几十年前就借着祥子的口，写出了一个人在困境时，他宁死也不离开北京，而要守在护城河边。婚姻方面也是这样，祥子回去和虎妞结婚，其实其实他不情愿，老舍的婚姻也不幸福。
再看看祥子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和本领，但是人品端正，靠自己的能力做自己的事情，希望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不能弯，不能扭曲。小说里的祥子最后是被扭曲了。但老舍自己是不能被扭曲的，他不是竹子，弯一弯还可以再弹回来。有些树不能弯，“咔碴”就断了。老舍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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