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分析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

试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分析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

摘要：民族认同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认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都需要构建其特有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能够凝聚一个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在缓和社会矛盾、稳固国家统治、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未能构建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本文首先阐述民族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接下来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清末政府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做法，探究清末君主立宪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民族认同 清末 君主立宪 现代国家

作为个体的人需要认同，尤其需要与更普遍的秩序紧密相连的认同。在社会环境、沟通交流以及政府宣传的影响下，不同的个体所需要的认同最终被塑造成更为统一的认同——例如政治认同或者宗教认同。

民族认同属于政治认同，但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认同。相比于其他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它专注于经验世界，并赋予它终极的意义……它把人类世界划分成具体的共同体……每一个人都与他的所有同胞平等……在民族的世界图景中，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民族——或者人民——本身。”[1]在这些民族认同所独有的特性中，最根本的特效是将共同体内部的成员视作彼此平等的个体。受此观念的影响，民族认同意味着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社会阶层和公民平等、各族平等的法权体系。

“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最首要和最根本的政治体现就是近代国家，换言之，民族主义意味着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2]民主认同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国家的非人格性特征与民主认同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不谋而合。韦伯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从一开始就不把自己局限于个人的客观贡献上，则它无论如何总会在极其不同的程度上促进成员间的感情。”[3]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只能以人民之名来统治国家，其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就是民族认同。正因如此，民族认同“体现了现代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因此也可以被视为现代世界社会和政治组织不同特征的文化‘蓝图’”[4]。

阐述民族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关系后，我们回到对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分析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传统的封建帝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显得腐朽不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兴起，次年清政府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自此之后，“民主”、“光复”等思想愈发传播开来，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实施君主立宪，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力求改革旧制。最终，清政府决心改革旧有政制，通过君主立宪运动重建现代国家以解决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在这场改革中，建立新型民族认同是清末各派人士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清政府以及社会上的诸多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本文重点考察的是清政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做法。

自维新变法之后，社会上化除满汉畛域的呼声越来越大，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过去不平等的满汉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威胁国家统治，如不改革将会造成汉人更大的不满和仇视。因此“清廷对满汉关系从曾经的讳言到主动寻求化除满汉畛域，是希望借满汉平权既可笼络住汉族官绅，以满汉共治巩固国基，又能攻破革命派排满舆论，消弭革命党人的民族政治革命。”[5]

1898年，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首先向光绪帝提出化除满汉畛域的建议：“令旗汉互通婚姻，并驰出外商贾之禁，任旗民自谋衣食，有愿留居他处者，准呈明所在地方官，编入民籍……现在所有钱粮亦宜悉仍其旧，勿稍裁减，惟缺出不补。”[6]这是清政府对于重建新型民族认同的最初认识，主要的做法是允许满汉通婚，不再实施满汉分治。这些做法诚然有利于加强民族认同，但是还远远不够。政策上取消满汉通婚政令并不能真正地改变汉人男子难以迎娶满人女子的现状，满人的自我优越感仍会导致满汉通婚的困难。取消满汉分治固然不错，但是清政府中重要位置的官员却仍以满人居多，汉人政治地位不高的事实依然没有得到改善[7]。此外，张元济的建议中仍然保留了满人享有钱粮供应的特权，而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平等，因此保留满人特权阻碍了民族平等，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认同。

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仍是非常重要的议题。1906年，清朝考察宪政大臣[8]归国，其中镇国公载泽向清政府提议任命汉人担任地方长官，强调满汉一体以对抗外敌入侵；湖南巡抚端方进一步指出，化除满汉畛域不应该仅仅止步于婚姻、习俗、官吏任免等方面，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样重要，只有通过宪法规定满汉臣民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才能真正地构建民族认同。晚清政府中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深刻意识到了民族认同对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构建民族认同中最关键的平等问题。然而就现实来说，清政府除了允许满汉通婚、废除满汉分治以及改革官制之外，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化除满汉畛域，满人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上依然享有汉人所不具有的优势和特权。

1907年，清政府内阁政务处专门讨论化除满汉畛域的事宜，在这次内阁会议中，“满汉通婚，学生同校肄业二事，已略有端绪。至裁驻防，改汉姓各节事关重大，尚未议及。”[9]由此可知，在构建民族认同上清政府只做些容易推行的事情，却不真正推行那些实质性的政策。撤旗和改姓是实现满汉平等的最根本做法，只有做到这两件事情才能证明清政府对满汉一视同仁，诚心化除满汉畛域和构建民族认同。然而清政府在这些事情上拖而不决，直至最后也少有付诸实践，仅有的一些的尝试最终也没能得到切实履行。以撤旗为例，1907年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止旗归农，但是地方官员以遣散旗人为主，真正帮助旗人授口归农者寥寥。清政府有心推行止旗归农的政策，却因缺乏资金而无力继续，最终撤旗一事不了了之。

清政府在面临危机时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认识到了通过改革立宪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性，然而在实际推行相关政策来化除满汉畛域和建构中华民族认同时却因为种种阻力未能成功。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并非真正认识到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也没有真正想要建立一个满汉平等的民族国家，而只是想挽救日益衰微的满族统治和封建帝国，这就注定了清政府不能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最终也只会走向失败。

总体来看，“国家认同问题在清末复杂呈现，根本原因是旧的认同权威已不能支撑现代国家认同，各群体纷纷寻找新的认同权威以建构现代国家。清末满人化除‘满汉畛域’的努力并未成功，也失去整合国家认同的机会。”[10]与之相对，如梁启超、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却通过宣扬“五族共和”[11]这一理念化少数民族于主要民族中，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资产阶级也因此领导中华民族推翻帝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2]。

通过对清政府构建民族认同的失败以及受此影响下君主立宪改革的失败可知，民族认同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来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基础，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以古观今，当代中国应该吸取清末君主立宪改革失败的教训，保障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完善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切勿使那些违背民族平等的政策阻碍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

引注

[1]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58页.

[2]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3] 韦伯著，胡景北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4]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58页.

[5] 方宇：《满汉平权改革与清末民族国家构建》[D]，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系，第23页.

[6] 沈云龙主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45页.

[7] 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新组建的内阁中，蒙古旗人1名，满人8名，汉人只有4名，世人讥为“满人内阁”、“皇族内阁”，由此可以窥见汉人的政治地位之低.

[8] 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9] 转引自方宇：《满汉平权改革与清末民族国家构建》[D]，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系，2015年，第49页.

[10] 孙会修：《清末满人国家认同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史学系，2013年，第6页.

[11] 指满族、汉族、蒙族、回族、藏族.

[12]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现代国家，但是这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不充分，这都为之后的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E.戈定主编，唐士其等译：《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2]. 韦伯著，胡景北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孙会修：《清末满人国家认同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史学系，2013年.

[4]. 方宇：《满汉平权改革与清末民族国家构建》[D]，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系，2015年.

[5]. 常书红：《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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