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写完了《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他试图解释中国在历史上落后于西方，不是道德和个人品质，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能从数目字的角度来管理中国是一个核心问题，简单说，似乎是管理的有效问题。
这当然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视角切入是万历十五年，又为什么无关紧要？他说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哪时候已经横行于大洋之上，而中国官吏的高层还在复杂的倾轧之中，所以，这个年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看起来无关紧要。
那么，1587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年份？
“无关紧要”四字定义显然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这本书的出品和走红也充满戏剧性，这个世界总是缺少慧眼独具的人，民间是、只是阶层似乎也不例外！我的理解，大多数读者选择可能是因为时髦—反正我就是，听说红的不行—找来读读。
离谱的是，大都读者不知道，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是要毙掉的这本书稿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一部断代史，也不像一篇专题论文。这样“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根本无法提出修改建议。”
要命的是，在四处求出版的过程中，六十一岁的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辞退。“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回忆录《黄河青山》）。
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他决定在国内碰碰运气，书稿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1982）付梓出版。因为作者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序人廖沫沙的名字。
辛亏廖沫沙的名头足够硬。
《万历十五年》一经上市，就引发了巨大震动。第一次印刷2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更重要的是，迄今，已销售几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
商机可贵，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了台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
《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火之后，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对本书大加赞赏：“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也有《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后来更被广泛地誉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
1982年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后来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甚至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海峡两岸读者大众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
倒过来颠过去，想说好不好似乎都可以，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污蔑，也好像是揭示真相。有点幻灭。
生死边缘，寂廖和大火，积淀和爆发，那些空旷的平淡的岁月和门庭若市对比，真的是无关紧要么？
作者选择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用七篇文章来展示他认知的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些时代的佼佼者，顶层的治理人物，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这个王朝的问题，并试图挽救，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
失败和成功也是黄仁宇传奇人生的显著特点，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的他投笔从戎，当过军官、上过缅甸战场；负笈美国，在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后，被密歇根大学录取，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获博士学位。
但即使走红后，在学术界也是饱受争议：“半路出家，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历史学的余秋雨”甚至是“历史界的琼瑶”；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等等。
相比民间的用脚投票，学术界的反应更像酸不拉唧的下意识的反应，也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垄断被打破的的不安，也有点难堪之后的喃喃辩解…，当然，以知识界的虚伪和造作来看，要说的正经和堂皇。
网易的观点很好：““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学术界的警示：学术研究是要面向少数精英、继续守住象牙塔的狭小天地，还是要放下身段、走向普罗大众，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我画蛇添足一段：
“无关紧要的万历十五年，盛世危机的解读，一个半路出家的颠沛流离的中年人，一个体制内的人，得到过红利，也品尝失败。做过教授，也曾被解聘；无人问津，也红及天下。为世人追捧，大历史观虽非首创，却因他人尽皆知。但为学家争议人物。
放宽视野，一个人的成长从稚嫩到成熟，曲折离奇或悲欢离合，慧心独具或胸无点墨，最终都湮灭于人类森林；一个时代、一个朝代、一代人，不管多么波澜壮阔还是平淡无奇，都成为尘封的历史；一个村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星球，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也随时会被巨大的星云所吞噬吧，一个星球的轨迹改变、或者太阳系的熄灭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大历史呢？是几万年的洪荒前传还是冰川纪中无关紧要的一页？
说来话长，但似乎与当下无关。
超脱一点看，成功和失败，饱受争议，毁誉交加，从人类大历史看，都是无关紧要之事。
本文内容大都来自网易文章《中国明史学界为何反感黄仁宇》，部分刻薄的观点来自个人阅读时一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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