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点

遇到C是在上海的一次课程培训会上，当时培训师在讲解读文学作品的技巧，谈到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人物。有些人发言，但我总感觉没说到位，便举起了手。培训师让我发言。我说：“其实就我的经验，给人物拉履历是很好的办法。一个人物的生活的时代、家庭、朋友、恋人、爱人、各阶段遇到的各种大事或某些小事，都会给人物性格方面造成影响，拉好了履历，人物就一目了然，我们甚至会知道人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心理流变过程，人物的复杂性就在于此，我们根本就不能用很简单的几句断语来评论某一个人，因为不同阶段的他往往不同，谁能贸然说出哪个阶段的他才是真正的他呢？文学作品总是在尝试用各种手段诠释一个人，但永远难以抵达其本身。”

培训会结束后，我去了旁边一家小咖啡屋坐了下来，点了一杯咖啡，味道很好。这时C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你好，刚才你的发言很精彩。”C漂亮而文静，剪了齐耳的短发，鼻子小巧挺拔，戴着金丝边的圆眼镜。

我说：“其实本不想发言，只是有时候很奇怪，有的话脱口而出。”

“语言就是这样。其实我读的就是语言学。你的那句发言让人想起了忒修斯之船。”

“什么是忒修斯之船？”

“这是公元1世纪的时候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随着航海的时间延长而不断损耗，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这简直是个致命的问题，我根本就无从招架。对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我素来是钦佩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喝下苏格拉底的那杯毒芹汁，很多人甚至连喝下的资格都没有。我皱着眉头思考了半天，然后尝试着解释道：

“我想起来一个成语，叫功亏一篑，说的是我们用竹筐来兜土堆山，到底要兜多少筐的土，那堆土才能称为山呢？这堆土变成山的临界点在何处？就如我们吃一顿饭，吃到多少可以称之为饱？如果我们吃饭的时间拖得够长，身体其实会很有饱腹感。但这种饱又并非真正的饱，只是源于一种感觉。一堆土差多少筐能够称之为山，这也是一种感觉。”

“且不同的人，比如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感觉也有不同呢。”

“正是如此。我们不断更换忒修斯之船的零件，如果更换到某一时刻，有人说忒修斯的船不再是原来的船了，那么此人何以有这种结论？其把控的临界点在哪里？甚至我们不考虑更换其零件，单是将其零件一件件卸下来扔到海里，那么，究竟卸到什么地步，这艘船还能称之为忒修斯之船？我们对一件事物总是匆忙地下各种定义，其实会发现所有的定义都是漂浮于事物的临界点之上的。如果说1代表一块木料的话，普鲁塔克在做替换法，他思考的是1是否等于1的问题。我来做一下加减法，1+1=2与1-1+1+1=2这个等式从本质上是无不同的。那么这个等式中的1-1等于0吗？如果等于0的话，那么这简直就是在问，一个人死了以后，尸体还是他吗？”

“这……应该算是吧。”

“自然，如果不算的话，那么这世上的每一场葬礼办的就都毫无意义了。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去世以后，到底是什么丢失了？”

“哈哈哈，你的加减法倒是蛮有意思。忒休斯要是活过来，你们俩有的架要吵。”

我笑了一下，问道：“语言学可有意思？”

“我其实觉得还好。”

“大学时我对语言学真是半懂不懂，于是就一直没有认真听讲。”我头脑中渐渐浮现出大学时教授语言学的教授来。他很老，眼睛很坏，戴着黑框的眼镜，在读材料时眼睛近乎要贴到纸面上去了，每次他在读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禁想起来一头食蚁兽用敏锐的鼻子在蚁穴里搜寻着食物，我似乎看到了蚂蚁窝被捣烂后，蚂蚁们民不聊生，被食蚁兽吞食的样子。这些文字正像那些痛苦不堪的蚂蚁吧，在被教授不断地吸入鼻内。我笑了起来，她问我为什么要笑。

我讲了我的这位大学教授，说：“他最后给我的成绩评定为B，从此我对语言学就没有了好感，一直敬而远之。”

“许多事情就是要深入了解，你才真正知道你喜欢与否呢！”

“就像对你么？”

“嗯？什么？”她表情显得有些茫然。

“爱情好像也是如此，有时候明明不喜欢对方，但在一起后，于是就迫使自己喜欢对方，渐渐便也接受了。”

“这是一种苟且活着，直到远方么？”

“远方能有多远？放眼看到最后，也就只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爸妈的影子罢了，想想不觉得悲哀么？”

“此话怎讲？”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进步，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在迷宫里兜圈子，自己又回到了原点，你说可不可怕？人最害怕的就是虽然看到了自己的末路却无能为力，于是好多人往往选择自杀或者及时行乐。就如一个人遇到海难漂浮在荒无人烟的海上，是寂寞地吃完了船上的罐头再慢慢被饥渴折磨死，还是索性就自杀呢？一个人应该将性命交给命运还是自己？从这一点上去说，海明威的自杀反而可以说是他在寻找人类的自尊。”

“说到海明威，他自杀的方式真的是配得上这个男人。”

“自然，我的书房里就挂着一张海明威的木刻画像，我觉得再没有比这张画像更能诠释这个人了。每次看书写字累了的时候总是在追求着像鲁迅夜深人静时抬头看藤野先生那样的感觉。”

“哈哈哈。”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咖啡屋里温暖如春，上海的上空艳阳高照，而香港的台风正劲。她家窗户玻璃都碎了，风雨肆意侵袭着整个屋子，屋子里一片狼藉。作恶者就是如此，并不是每次一定要带走什么，只是逞着一时的威风。我想起来东晋时候有个叫桓温的大将，也曾经抱着自己相别十数年的树而痛哭流泪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是这个性情中人，后来一时豪气，说出“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样的话来，接着就要造反。

当天下午，我离开了上海，乘坐的是高铁。临着窗户往右侧看，火车恰好经过黄浦江，江上堆满了沉沉的黑云，感觉一场暴雨随时就要倾泻下来。奇怪的是左侧则霞光灿烂，粼粼的红云铺了半个天空。我恰似坐在了某个的临界点上，既不驶向晴天，也不驶向风暴。

回到北京的家已经快到午夜，在网络上浏览到了一张在香港拍摄的照片，照片里一只老鹰毛羽尽湿，疲倦地蹲在一栋高楼的玻璃窗外面，像骄傲的国王本带了百万雄师出征，结果吃了败仗，军队散了，落魄地找不到自己的国土。第二天一早，在一些照片里看到道路上都是刮倒的树，整个城市被整理了一遍，仍旧是混凝土战胜了自然。上班的人们在坍塌的丛林间撅臀扭胯穿行，场面滑稽可笑，我想起了卡尔维诺写的《在树上攀援的男爵》。

人们总是在为着自己的自由而放弃着什么，但往往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这场风暴真是一部深刻的现代寓言剧。风吹过万物，发出不同的声音，《庄子》从声音感知出了风的存在。水在各种不规则的物体中，与万物融为一体，《老子》从空间感知到了水的存在。哪里来这么大的风，哪里来这么盛的雨。

随后的几天里，我患上了城市游离病，上下班的路上一直恍恍惚惚，脑子里满是浆糊。一天晚上跑步的时候恰好遇到M，M是我在一次远足活动中认识的，是一名超市推销员。我们随口聊了几句，便觉得厌烦，但也不知道到底在厌烦什么。她说：“怎么感觉你说出来的话都是软绵绵的，就像什么东西飘在空中，半天也不落地。”当时我们正跑过一座桥，桥下有流浪汉正在烧一堆篝火，桥上都布满了烟火气。

C后来音信全无，无论在微信上留了多少话，都没有回音。打电话一直告诉我是空号。并不知道C在香港住在哪里，我手机里只有一张她家里被风暴侵袭的照片，她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