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本文纯属学术文章，不牵涉地域政治和名人争夺。
如有不同见解，欢迎留言和写文章探讨。真理不辨不明。
如果有人囿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文章没有看懂或者压根儿不看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南阳汉奸”或“襄阳走狗”，我是不屑于与其争辩的。
我只会说：滚一边去，你不配和我谈历史。
我爱我乡，我更爱真理。
正文：
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以原始的资料为依据。如果我们用后世的东西来证明古代的历史，就会陷入顾颉刚先生所批判的“层累历史”的错误之中。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资料，首先见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在这里面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就是因为这句话，历代学人对其“躬耕南阳”之说深信不疑。李白有诗：“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刘禹锡有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王安石有诗：“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等等，不一而足。后世人们又以这些诗人、作家们的诗词歌赋为依据，来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但陈寿《三国志》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只有纪传，没有表志。表可以记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参与人等，志可以描述一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山川地理。《三国志》因为有了这些缺陷，那“躬耕于南阳”就显得有些所指不明了。
文人可以借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来咏诗言志、抒发感情，而不用管这个人是哪里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但历史学家则不同，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清晰地记述历史的脉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最早记录诸葛亮生平事迹的年代应该在东西晋和南北朝时期。这段时间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无论是官方的史志还是私人的著作都有涉及。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看到的历朝历代关于诸葛亮的史书，都是以这个时期的史料为依据，进行不同程度的描摹和发挥。
这些史料中最典型的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西晋东晋王铨王隐的《晋书》《蜀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诸葛武侯宅铭》《与桓祕书》、南宋盛弘之的《荆州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梁鲍至的《南雍州记》。
陈寿的《三国志》如我们上面说述，暂且搁下不提。我们分别看看其他几位作者是怎么著述的。
（一）
王铨、王隐是一对父子。王铨河南淮阳人，生于曹魏嘉平五年（253年），卒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在他13岁时三国鼎立才告结束。王铨弱冠时，好读书，有著述之志，常收集名人功臣之故事。这个时候离诸葛亮去世只有39年，因此他掌握的关于诸葛亮的资料应该最有权威性。但天不作美，王铨在他儿子王隐12岁时英年早逝，只给王隐留下了《晋书》《蜀记》的草稿。王隐生于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卒于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他在东晋建国之初（318年）奉命撰修国史。他在父亲留下的史料上补充完善，再加上后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历时22年，写成《晋书》和《蜀记》。可以说这两部史书是王铨王隐两代人的心血。当时有几个人也在撰写在《晋书》，但都没有王隐的作品内容详备。唐修《晋书》中的西晋和东晋前半部分就是以王隐的《晋书》为蓝本，也可以说的王隐所著《晋书》的翻版。
王隐《晋书•李密传》载：（李密子）兴（安）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王隐《蜀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王隐记载的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事情，通过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诸葛亮躬耕地的所在处。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氐族人李特率关中流民在梁州反；302年李特击败益州刺史罗尚，祸乱益州；303年李特被罗尚设计杀害，李流与李雄继续为乱；304年李雄击走罗尚，在成都成王。刺史罗尚被迫逃至巴郡。
朝廷为了讨伐益州李流、李特之变，征召荆州民兵前往平叛，但这些民兵因贪生怕死都不愿前往。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五月，这些人在江夏集结时，义阳蛮张昌率众反。张昌占据江夏，一月之间从众达三万多人。农民军三路出击，一时间荆、豫、扬三洲狼烟四起。张昌本人则率众向宛城方向进攻。于樊城一带斩杀了新野王司马歆。
新野王司马歆被杀之前，朝廷已派宁朔将军刘弘任荆州刺史，帅军前来襄助。刘弘在方城、宛、新野之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司马歆失败后，刘弘代领镇南将军之职，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命陶侃、蒯桓、皮初诸将，一方面固守襄阳，一方面袭击张昌大本营，自己则在宛城等地回旋以牵制敌人。张昌回军竟陵时被陶侃大败。部众全部投降。平定张昌后，刘弘进驻襄阳。他劝课农桑，宽刑减赋。当他听说襄阳岘山、方山两处山泽一直不允许百姓捕鱼时，就说我们要与百姓共享其利，现在就解除这条禁令吧。
被李雄打败的罗尚偏居巴郡，粮食告急，派别驾李兴前来荆州求援。刘弘命零陵郡供给他们粮食三万斛，以渡难关。李兴完成使命后不愿归去，刘弘也很欣赏李兴的文才，留其作参军。他们共同游览了岘山羊祜的堕泪碑和隆中孔明的故居。羊祜出镇襄阳一十载，休养生息、缮甲屯田，深得人民拥护；孔明躬耕隆中十余年，追随先主、建功立业，广受士子敬仰。他们都是襄阳人民心中的英雄人物。刘弘想，自己刚刚平定张昌，不朽之功不亚于羊祜、孔明，何不借他们之名自我表扬一番。于是决定给诸葛亮、羊叔子立碑，并授意李兴撰写碑文。李兴心领神会，他用比、兴的手法撰写了碑文，既颂扬了刘弘，又追思了先哲。他为诸葛亮写的碣文可以这样解读：（张昌作乱之后）天子命我到沔北地区（平定叛乱）。（经过诸将努力，叛乱终于平定）（现在我好像仍能）听见那战鼓的咚咚声，这使我陷入沉思，（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先哲们过去功绩的发扬光大。（让我们）登上隆山来看一看，驾着车辆来走一走（我们敬爱的）诸葛亮的故乡。
（二）
在王隐奉命作《晋书》的前一年，历史上第三位记录诸葛亮事迹的史学家习凿齿出生了。王隐《晋书》完成时，他56岁，习凿齿23岁。
习凿齿生于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卒于太元九年（384年）。为东汉名臣习郁的后代。习家为襄阳乡中豪门，现在襄阳市东南角的习家池，就是当年习家的郊野园林。习凿齿少有志气，博学多闻。荆州刺史桓温先辟其为从事、西曹主薄，后迁为别驾。桓温后来有异志，图谋篡晋，疏远了忠于东晋朝廷的习凿齿，365年把他外放到荥阳担任太守。357年习凿齿去职回到襄阳，桓温对他也没有再进一步重用。在闲居襄阳的日子里，习凿齿郁郁不得志。为了警示桓温不要做忤逆之事，习凿齿特作史书《汉晋春秋》。该书尊蜀汉为正统，对诸葛亮大肆褒扬，影射桓温要做一个忠贞之臣。习凿齿多次到隆中凭吊诸葛孔明故居，作《诸葛武侯宅铭》。常与好友桓祕通信，以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情，写有《与桓祕书》。这些书文大致作于357¬362年之间，现在已成为我们探讨孔明躬耕地的重要文献。
习凿齿《汉晋春秋》有：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有：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习凿齿《与桓祕书》有：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习凿齿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出生的时候蜀汉亡国仅54年，诸葛亮去世也只有83年，他是听着诸葛亮的故事长大的。他对襄阳的历史地理了如指掌，又多次去诸葛亮故居走访，因此他提供的资料最是真实可信。《汉晋春秋》告诉我们，隆中在襄阳城西20里。《诸葛武侯宅铭》告诉我们，诸葛亮在那里躬耕陇田、常啸山林。《与桓祕书》又清晰地告诉我们隆中的方位和对应的景观。“从北门入，西望隆中”表示隆中在襄阳城的正西方向。习凿齿似乎怕我们还不明白，又详细地介绍了襄阳周边的名胜古迹：城东是白沙洲，庞统曾在那里居住；城北的樊墟，是古邓国之所在；南边的岘山，上有羊公的堕泪碑；西南方的檀溪，水北有崔州平、徐庶的故居。
有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糊涂了。隆中离襄阳二十里，为什么陈寿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隆中要是属于襄阳，为什么习凿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是不是陈寿搞错了，抑或是习凿齿搞错了。实际上两者都没有错。这里说的邓县并非指现在的邓州市（邓州市在隋唐以前一直叫穰县），而是指襄阳市樊城区西北角的古邓城，它东汉时叫邓县，隆中就是它的管辖之地。这个邓县当时属于南阳郡，古人有以郡称呼籍贯的习惯，因此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习凿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之于说隆中离襄阳西二十里，指的是隆中的方位，并不是指它属于襄阳。
也许有人会说，南阳郡并未到沔水以南，隆中怎么属于南阳郡呢？是这样的，秦朝设立南郡和南阳郡的时候确实以沔水为界。但历史是变化的，不能把两郡以沔水为界绝对化，何况从秦朝到东汉末已经过去400余年，边界早已变化。东汉时，南阳和南郡已经突破沔水界限，如南阳郡的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隆中离沔水北岸的邓县城那么近，它为什么不可以是邓县的呢。
有人还会说，不合情理啊，隆中离襄阳二十里，比邓县还近，怎么反而是沔北邓县的呢？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还少吗，现在的黄石市、岳阳市、德州市等不都是在其行政区划的边缘吗。另，唐中期的历史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也有明确记载，在该书《襄州•襄阳县》中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隋唐时期并无邓县之名，显然这里说的邓县就是东汉及魏晋时的邓县。襄阳西边十一里是襄阳县与邓县的分界线，隆中离襄阳二十里，可见其不仅在邓县境内，而且距两县分界处的“万山”还有九里。
（三）
习凿齿去世36年后，东晋为刘宋取代。刘宋初期有一个临川王叫刘义庆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刘义庆有文才，会作小说，他曾经著作《世说新语》。他手下有一个侍郎叫盛弘之，爱好山川地理，几乎走遍了荆州地区。在432¬439年间，盛弘之写出了山水名著《荆州记》。该书内容详实、语言峻洁优美。在这本书中对诸葛亮故宅也有披露：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
盛弘之上面记述虽然与习凿齿所云有所出入，但大体情况是对的。他作为一个外乡人，从江陵远道而来，对襄阳和隆中的地理位置把握不准也在所难免。但他当时一定是实实在在地见到了孔明故宅。
刘宋为了管理侨治的郡县，在元嘉二十六年（449年）特地割荆州的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等五郡设雍州。以后的南齐、南梁因之。498年北魏的势力进入南阳盆地，在穰城设荆州，但它的统治范围一直没有越过汉水，控制前沿一直徘徊在南乡、新野、安昌、湖阳、比阳一线。在北魏与南梁对抗时的512¬515年，郦道元任东荆州刺史。他是个狂热的地理爱好者，一有闲暇，便四处考察。他曾经乔装打扮乘船从沘水到襄阳勘察山川地理。查看的结果后来出现在他的《水经注》中，其中对诸葛亮故居周边环境的描述十分准确。《沔水东迳乐山》条云：“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条云：“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太和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在这里郦道元又一次明确地指出诸葛亮的家居地就在沔水以南。
在郦道元造访襄阳十来年后（523¬526年左右），南梁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的一个常侍也对诸葛亮故居产生了兴趣，他就是鲍至。鲍至查阅了前人的文献，又去实地进行了寻访。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在了《南雍州记》中。由于该书有自己的见解也有先人的描述，这段文字似乎显得有点混乱：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
上文齐建武间得石枕一事显得有点突兀。盛弘之是刘宋时期的人，他怎么会记载萧齐年间的事呢？实际上这一句是鲍至加的，说的是齐建武时有人修井得一石枕，就献给了当时的齐晋安王萧宝义。巧合的是鲍至现在服务的主人也是晋安王，即萧纲，这又使该段文字更显得扑朔迷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自诸葛亮去世（234年）到北魏分裂（534年）这三百年间，有多位史学家对其躬耕地进行了记述。前有陈寿、王铨、王隐的近代、当代记录，中有习凿齿的家乡见闻，后有盛弘之、郦道元、鲍至的实地踏访，他们无一例外地指出诸葛亮的躬耕地就在隆中。这里面有人物、有事件、有人证、有物证，并且前后统一、相互印证，让人毋庸置疑。
我是支持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的，但有一点我认为应该修正，就是他躬耕的陇田不应该在山中，应该在隆中景区以北的泥咀镇附近。隆中应是后人为了祭祀他而兴建的庙宇。隆中我去过，两山相夹的那么几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况且东汉时这里说不定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山野沟，根本不适合生存。
那么躬耕陇田在哪里？从文献中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登隆山以远望”，表明隆山离躬耕地还有一段距离；“轼诸葛之故乡”，刘弘能躬耕地上驾车行进，说明该地是平原；“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说明这块平地在一个小山包的西边；“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说明这里地势低下、应该不在山上；“沔水历孔明旧宅北”，说明宅院离沔水不远；“从北门入，西望隆中”，说明隆中在襄阳城正西。综合以上情况，我认为孔明躬耕地应在现在的泥咀镇附近的平原上，而不是在襄阳城西南方向的隆中山里。
对于诸葛亮躬耕何处，南阳人和襄阳人各执一词，形成“南阳说”和“襄阳说”。在早期史料方面，相对于“襄阳说”的洋洋大观，“南阳说”几乎没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黄权案”。黄权是蜀国名将，投降曹魏后得到重用，封他为淯阳侯，他晚年就居住在南阳，当他听说诸葛亮去世后，首先在南阳卧龙岗上建诸葛庵来祭祀。这个记载出于《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其它史书未见。由于是孤证，也没有言明出处，出现的时间又比较晚，我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是真有此事，那又说明什么呢。举个例子，全国各地都有关羽庙，难道说关羽都在那里生活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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