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材上讲到《天津条约》的内容，有一条为“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对这一条规定，在过去几十年的教学中，笔者从来没有深入地分析过，认为很好理解，只是告诉学生：列强由此取得了内地游历权、内地经商权和内地传教权，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实际上，这里隐藏了一个问题，即：既然已经取得了“内地经商权”（或称“内地通商权”），为什么《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条约还要规定开放通商口岸（或称“约开口岸”）？是不是多此一举？
最近笔者产生了这一疑问后，查阅了有关资料和学界研究成果，发现这是一个真问题。原来，问题出在“内地”一词上。大家知道，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是对1858年《天津条约》的补充和完善，《烟台条约》中说：“至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载明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语，系指沿海、沿江、沿河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皆属内地，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弊。”可见，《天津条约》（包括后来的条约）中的“内地”，不是指内陆腹地，不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特指约开口岸以外的所有地方，包括未约开的沿海港口，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完全是一种政治概念。而“内地”通商，一般不享有“约开口岸”通商的条约特权，故《天津条约》及后来的《烟台条约》《马关条约》等条约还要强迫清政府开放新的通商口岸，《马关条约》还规定了取消通商口岸外资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的内地税。
其实笔者过去备课时，翻阅了陈诗启先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版），该书页328已介绍《烟台条约》对“内地”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可惜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问题意识。
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想可能有三点启示。第一，备课的确是个“无底洞”。尽管笔者年年备课，天天备课，老伴对我教了几十年书，还要备课，总感到不解，其实，备课是常备常新的，备课的确永远在路上。第二，备课首要是备教材。对教材要精读、细读，要“于不疑处有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构建教学知识体系、逻辑体系，这是备教材的主要目标。第三，望文生义是历史教学的大忌。历史文献中的字词在语义上是相当复杂的，有些词汇的含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望文生义是史学研究的大忌。李剑鸣先生指出：“阅读历史文献有三忌：一忌望文生义，二忌以今天的词义理解历史名词，三忌用不变的观点看待变动的词义。”（氏著：《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267）史学研究如此，历史教学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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