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总会有些非本人教学之外的事要做，某次为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监考站了一天，累得腰酸背疼。四级的英文写作题是对塑料袋使用谈看法，可从环保、社会、个人谈起，只要有英文基础，难度不高。六级的英文写作题则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这几年从高考的题目到英文题目，都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和民生，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这是好事，但是也似乎容易入俗套。
小学生写作文总是“令我难忘的事情”、“令我感动的事情”、“令我惭愧的事情”不是捡钱包就是搀老人过马路，给人感觉中国满地是钱包，满大街的老人等着小孩搀他过马路，据说是老师有范文。有范文怎么能够创新，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的作文连文字都是非常熟悉的，冰雪融化了变成水就是范文，如果冰雪融化了变成了春天就不及格了。
05年暑假在香港，某天独自去参观海洋军事博物馆，忽然进来一群小学生，拿出相机左拍右拍的，我和孩子们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要拍照，博物馆他们告诉我“回去写研究论文”。原来他们的课在博物馆上，拍照下来回去制作电子版的作业，门口有小册子的介绍，没有看到小朋友去取，他们告诉我，照抄没有分的，文字和图片要自己实物拍照，再去图书馆查资料，“不可以抄，不可以写相同的东西”。
湿地观鸟回去也要写“研究论文”，所以小学生把相机、望眼镜玩得很娴熟。我们用范文要求小学生背诵捡钱包和搀老人过马路，故事相同，情节相同，感想相同，香港小学的生物课、历史课、自然课都要求学生实地“考察写研究论文”。
香港的中学都有家政课，一学期下来，学生要学会做两个菜，既要在家里做给父母吃，父母给打分，还要在课堂做给老师和同学吃，大家给分。孩子学做菜在许多家长看来是小事，学生主要目标就是学习和考试；做菜技巧真的是小事，服务他人的意识是大事。
小学如果只要求学生背范文、仿范文，把学生所有的想象力都扼杀了，中学的题海战术，把学生呼吸空间都给控制了。如果家长再跟学校紧密配合，我们就只好说可怜的孩子们了。
其实何止小学、中学，大学更加令人郁闷。课程固定、无趣且无用，有些教师站在讲台上我去听课都觉得脸红：知识陈旧、语言无味、刚愎自用、面目可憎，但是他很可能是国家级、省级的“教学名师”，大学生深受其害，因为他的“科研论文著作”多。
大学教师每年除了教学工作量还有科研工作量，完不成怎么办？抄袭，于是北大也出现“抄袭教授”，学术腐败不是人的腐败，是制度腐败，制度把人逼成腐败。那些个学术著作和论文，没有什么价值更没有什么可读性。
有些学校连校级教改重点项目申报时负责人也明文规定必须是院领导，非学院领导的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就只能申报普通项目。让别人把所有项目都做好了，学院领导作为“负责人”签字，名有了利也有了，活也不用干了。
这几年看看所有的科研项目申报和获奖情况，负责人不是校领导就是处长或者院领导，真是“马太效应”的怪圈。
记得有一次上午在大学城上课，公交车正要进入高速路口发现有问题走不动，司机打电话让公司另外派车，我们都在路上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教务处在统计1、2节有课的教师，合计12人。
大学城是200人的大课堂，意味着2400个学生第一节没有老师上课，我当时提议马上找三个出租车让12个教师赶紧往大学城赶还来得及，教务处告诉我“没有先例”，我当场气结，态度恶劣“警告”他们，要开个先例很容易，给记者打个电话，“大学城某某学校由于公交车故障教师无法准时到课，2400个学生被搁置在课堂”，我连新闻题目都给想好了。
教务处只好采纳了我的意见，12个教师准时赶到了课堂。后来有人跟我说，“你这么较劲，领导都不会喜欢你，何必呢？你怎么不考虑后果”。仔细想想，不入党不当官的，领导喜欢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否心安。至于后果，教务处也罢，学校领导也好，我一介布衣，他们又能奈我何，碰到我这种爱较真的人，也活该他们倒霉，无欲则刚，还是古人说得好。
在大学我是被入了另册的，比如学校的多功能课室的使用，保卫处为了省事减少开关门，只打开前面的两扇门，后面的门是锁着并拴了铁链的。只要是我的课堂，我就坚决要求所有的门呈打开状态，如果出现意外，师生们可以从四面快速分散逃生，而很多老师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保卫处对我的行为和固执（不给我把所有的门打开我就打校长电话，说到做到）深恶痛绝，最后的做法是每学期查询我上课的所有课室，把门打开，因为我另类。其他老师都是“很通融好说话的”(或者说都是罔顾学生和环境安全的)。偏执固执了一辈子，改不了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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