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事佛的“皇帝菩萨”

      “皇帝菩萨”是梁朝百姓送给梁武帝的称号，当然，其中不乏嘲讽之意。首先，贵为天子，却整日不理朝政，以“菩萨”自居，甚为荒唐。退一步讲，既然已经受戒，就应该让出皇位，不理红尘俗事才是，可他却霸占帝位五十多年，所以也算不得真正虔诚。

        关于梁武帝皈依佛教的时间，据《南史·梁本纪》记载，应该是天监十八年（519）。自此之后，他对弘扬佛法愈发投入，逐渐走上了佞佛亡国的不归路。据史书记载，梁武帝为了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整日潜心研读佛经。一有心得便召开佛经读书会，和他手下那一帮高僧一起切磋谈玄，直说得舌灿莲花，欲罢不能。而且他不满足于设坛讲经，而是极具创作热情，自己亲手撰写了长达50卷的《大品经注》，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样一来，梁武帝根本无暇管理朝政，也渐渐对那些案牍劳形之事厌烦起来。好在皇帝身边总有一个智囊团替他操持国务，使他可以脱身投入私人的爱好之中。可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使得大权旁落，此时智囊团的素质和职业道德就成为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决定因素。很不幸的是，梁武帝手下的智囊团已经是一批贪污腐败的奸佞小人，所以梁朝的国运日渐衰微。

        除了谈玄论道，钻研佛教义理之外，梁武帝还在生活中严格恪守佛教教规。比如坚决不吃肉、不近女色。莫说皇帝，对于普通善男信女来说，这一点也很难落实。所以广大信众常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以此为自己寻找一个摆脱教规束缚的冠冕理由。从这一点的对比中，我们足以看到梁武帝以身事佛的决心和意志。梁武帝不但自己恪守清规戒律，也希望能够推己及人，为大臣们树立一个简朴节制的好榜样。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梁武帝的生活模式很难得到贵族们的认可。所以，虽说长期的素食主义和禁欲主义给他带来了长寿和健康，却难以改变南朝沿袭已久的浮华奢靡风气。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了梁朝佛教立寺造像的蔚然盛况。立寺造像是每个诚心向佛之人的夙愿，只不过普通百姓经济上很难担负，只能以微薄的善款略表心意。而对于手握天下财政的梁武帝来说，钱不是问题。梁武帝对于自己的生活支出尽量俭省，可是立寺造像却挥金如土，毫不手软。据《释迦方志》记载，从普通三年（522）到梁亡这二十多年间，建康城的佛寺净增二百余座，这一兴建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兴建这些佛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朝廷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把财政危机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不堪盘剥，民怨载道。寺院建成之后必然要供养大批僧尼，进一步侵夺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寺院经济膨胀，而国家财力衰减，这无疑严重动摇了梁朝的根本，加速了梁朝的衰落。而此时忙于事佛的“菩萨皇帝”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亡国的危机正步步逼近。

        由于梁武帝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事业中去，所以朝廷的实权便落入一些奸佞之徒手中。但是日渐年迈的梁武帝已经不再像年轻之时那样执着于治国安邦。对于动荡的政局，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通鉴》记载，每逢有宗亲谋逆，梁武帝总是苦口婆心地用佛教经义来教化他们，可见其昏聩。

        在梁武帝“无为而治”的政策下，梁朝的国运急转而下。到了梁武帝统治后期，国库日渐空虚，通货膨胀严重；朝臣不务实业，玄谈成风；地方宗亲势力膨胀，北方政权虎视眈眈；百姓不堪盘剥，农民起义不断……而面对此情此景，昏庸的梁武帝只知手持念珠，虔诚祈祷菩萨保佑。

      在此内忧外患之际，东魏的叛将侯景乘虚而入。他先是用重金收买了梁武帝身边的佞臣朱异，然后假装归降梁朝。老迈昏庸的梁武帝在奸臣蛊惑下，接受了侯景的假降，引狼入室。其后，侯景不断用钱财收买人心，扩张势力。此时的梁武帝早已身在空门，不在乎家国天下了。太清三年（549），当叛军攻破都城建康，梁武帝被囚于台城之际，他也只是漠然地说了一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完全无视黎民百姓的生死去向。同年五月，梁武帝被饿死于台城，直奔西天去实现自己的“涅[插图]成佛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