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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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写过一首短诗，题目叫做《长坡》。关于长坡，我记得就有我坚决要求睡在捆起来的麦子临时搭建成的简易窝棚里看场。所谓看场，就是看麦。农民辛辛苦苦一年才打下这点粮食，得防止被人或者动物这些小贼“不劳而获”了去。

我至今记得那阴湿冰冷的卧铺，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像极了千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身体里流淌着始祖们的血液，镌刻着先民们的基因。除了麦子们的体香，还能嗅到“臭斑斑”的体味。臭斑斑，这是邵寨人的叫法，它们躲避天敌的唯一方式就是浑身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使得敌人“闻风而逃”，退避三舍。这种臭味，即使用水清洗双手十来遍，也会残留少许，甩也甩不掉，只能靠时间去消磨掉或者用其他刺激性味道的东西掩盖过去。

但是一觉睡醒，发现躺在自家的热炕头上，不用说我就知道等我睡熟后父亲将我抱回了窑洞。

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就两样，一是父亲的一块不知牌子的手表，二是一辆二八大杠。那些年自行车横梁上坐着我，后座上坐着妹妹，父亲居中，单人单骑，载着两人从长坡顺势而下，一路疾驰。

长坡坡度先陡后缓，最底下是一条平路，其实就是继红、小都、还有我家门前那条小路。路的左边是这三家的窑洞，右边则是早已无人居住的窑洞的崖头。崖面子高约三四十米，掉下去绝对难以生还。唯一令人惊奇与欣喜的是院子里长了一棵高大的桐树，枝丫繁盛，高过崖头。每当到了夏天，桐树枝头开满了蓝色的喇叭状的花朵，引得马蜂嗡嗡直鸣，忙于采蜜，久久不肯离去。崖头边上还长了一溜荆棘丛，最靠近悬崖边的是野酸枣树，往路面那边走全都是小小的眨着眼睛的不知道名的野花，有黄色的，个头永远也长不高，席地而开；有蓝色的，看似孱弱，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它们全都用笑脸，用大脸盘子，用绝世容颜，欢迎并且感恩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毫不羞怯，从未惧怕。

崖头、桐树、荆棘丛、野酸枣树、五颜六色的花朵、菜畦、竹篱笆、一截一截的土墙、墙内的枣树、头顶盘旋的老鹰、抓小鸡仔的鸮、公鸡的长鸣、长鸣声的回响、年代久远的木制的头门以及头门上攀爬的神出鬼没的壁虎，这些都构成了我无忧无虑的的童年以及快乐童年的底色。

“你这孩子，怎么把手指头伸进车闸里面。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知道不？”父亲忧心忡忡地跟我说。

然后父亲给我耐心地讲解了原因。下坡的速度太快，需要刹车。二八大杠刹车分为前后两种，都通过车把底下那个拉杆控制。其中，右手管后刹，左手管前刹。虎口卡在车把上，伸直四指，勾住拉杆，然后用力往上提拉，于是力道通过连接的杠杆最终作用在闸皮上，利用橡胶与车轮内侧的摩擦力使得车速减慢下来。

假若我将手指头伸进车头与连接刹车的杠杆之内，不光容易夹伤我的手指，也使得刹车无法完成，导致下坡的时候车速很快，由此产生不可估量的可怕结果。

2000年，是一个千禧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早饭都没有吃，父亲带着堂妹和我去沟里采挖荆棘，用来护住菜畦，否则嫩苗会被母鸡啄食干净。

架子车停放在王虎家场里，父亲先去沟里找寻目标，等到挖好了用绳子拖上来，再用力喊一声作为讯号，我拉架子车下去，然后进行装车，运走。

问题就出在拉架子车下长坡这个环节上，我有模有样地学着家里人开始拉车下坡，怕车速太快还让堂妹瑞瑞站在车后面，增加重量，加强车与地面的摩擦力。但我那时候确实没有经验，没有注意看大人拉车下坡是划拉着地面慢慢吞吞地滑着走，而我突然间压低车辕，于是乎，那车就飞奔起来，车速瞬间加快到一个无法言明的状态，眼看就要冲出悬崖边，向着沟里坠去。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灵机一动，不知道哪来的力气，驾车向左，避过正西方，向正南方摔去。

我被架子车的拉绳拌住了，一连在半空中翻了好几个跟头，然后掉落进了荆棘丛。额头、脸庞、手脚上都扎了好多针状的荆棘刺儿，但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被惊惧和茫然占据了整个心灵。

父亲看见了，跑着过来，将我搂在怀里，三下五除二，替我去除了倒刺。那一刻我才略微心安，但还是说不出话来，身体止不住地发抖，面色一片苍白。谁又能想到，就在刚才，我在阎罗殿外晃悠了一圈，万幸，捡回一条性命。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温度，温暖、宽大、厚实、牢靠。我能感受到父亲的心跳，他紧紧地抱着我，嘴唇一直哆嗦，很长时间不肯放手，也不说一句话，仿佛下一刻他就会失去这个唯一的儿子。

反观堂妹瑞瑞，啥事没有，还在架子车后面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