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描绘的是彼得（中文名何伟）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和平队”美中友好志愿者在中国江边小城涪陵旅居两年的生活。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其在中国小城工作和生活的日常。文字朴实平淡，毫无矫饰造作，读起来却是相当有趣而时时发人深思。这本书我已经看过快两年，但其中许多场景依然印象深刻。
从某种程度上，这应当算是一本游记作品，但却没有普通游记的浮光掠影。毕竟，在两年的时间里，作者也是涪陵这座城市机器运转的一颗螺丝钉。作为涪陵师专的英语和西方文学老师，他记录了自己给学生上课时的有趣场景，与学校管理层的“政治思想冲突”；作为涪陵的暂住居民，他记录了业余时间去涪陵县城闲逛的际遇和认识的人，去田间江边徒步所见的中国农村印象；同时，他也记录了自己在寒暑假期间游览中西部时的见闻，在学校学中文的经历。
好玩儿的是，作为外国人，他和他的同伴亚当总是不经意间就吸引了大众的目光。无论是在学校，县城，还是在去外地旅行的途中。同时，在和当地人的接触中，他也不断的遭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而这些文化震撼常常令人忍俊不禁。
在学校某次颇有政治宣传色彩的长征集会讲话中，他和亚当穿着随意的路过，结果还是不可避免的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精明的校长立马邀请他们坐到主席台，以成功拉回大家的注意力。坐在主席台上，他观察领导们的讲话，“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他审视自己在当地习以为常的和谐画面中的与众不同，在集会的合影中，“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体恤，胸前佩戴着塑料花，飘着红色带。他们脸上没有笑容。重要的几位干部……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
他的大学同学来涪陵看他，对各种汽车鸣笛声，喇叭声和吼声惊诧不已，但他和亚当却早已习以为常。在离开前往码头的出租车里，这个临时来访的大学同学，“这个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
他们隔三差五被学校领导拉去应酬，观察酒桌上的斗智斗勇和“仗势欺人”，并凭借天生较好的酒量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
作为美国人，何伟也发表关于中国人参与政治的观点（且不要先入为主的说他们是否带着政治目的和别有用心，如果你去一趟美国，你会发现几乎全民关心政治，在那里关注和议论自己或其它国家的时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以他的经历看来，中国大众普遍缺乏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和参与意识。同时，大家对原本沉重的历史却显得大而化之，学生嬉皮笑脸的扮演红卫兵、反革命、“坐飞机”，却并未有任何感觉和不妥。他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
“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痛苦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同时，他惊讶于中国人的集体思维，即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好像都来源于集体对他们的看法，即便这个集体有时“发了疯”。
书中许多细节的描述，让读者好像置身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陪同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西南部的一个江边小城安静的工作，过日子，交朋友，看日出日落；同时又好奇的以旅居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那里的现象、风俗以及人的行为和思想。
我在美国学习居住的两年也有许多有趣的事情，也经历了许多文化冲突或震撼。比如，他们人人对政治发表意见，动不动则谈论和批评总统、议员和国家政策；比如，我的第一趟研究生小课，教授讲了一会便坐在了桌子上，然后其他几位同学也坐在桌子上，只有我规规矩矩的坐在椅子上，像个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乖孩子；比如，我自驾一千多公里，一路上竟没有听见一次喇叭声，也没有机会摁一次喇叭。
只是非常可惜，那时候我没有读过《江城》，没有系统记录和主动观察的意识，否则说不定也能写出一些不错的描述旅居他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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