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凌晨三点，经常失眠。

七点半醒来，头昏昏沉沉的，开始刷手机。

如果没有手机，我们该怎么活着，又该是怎样的加倍颓废。

刷到一张照片，黄埔军校师生合影，居中的自然是披着大麾的蒋校长，而那些肩背笔直气宇轩昂的学生们都是叱咤疆场的风云人物。

我想起一个人，快要五十年了。

想到时光远逝，眼眶又湿了。

每天都想哭，每时每刻都能掉眼泪，典型的抑郁情绪。

我想到一个名字，一张冷峻的面庞，一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一个清瘦矍铄，肩背挺直，刀刻的皱纹，眯缝着眼睛也难以掩盖杀气，令我们胆寒的老头。

话说我们是漫山遍野奔跑野大的孩子，谁没有挨过父母的打基本上是一种耻辱，我家后院的男孩被他母亲吊在树上，用竹条抽打哀嚎着像杀猪，我们不敢近距离看热闹，就躲得远远的，偷偷摸摸地看，我看到他母亲把他毒打完，从树上放下来，他母亲先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起来，我妈妈把我们赶回家，说这老太婆有意思，自己打完儿子自己又舍不得了。

我六岁上学，读到小学三年级，丢了两个书包，应该都是在河滩丢的，诺大的河滩开满马兰花，谁知道书包在哪里？我回家来怕挨打，就在家门外徘徊又徘徊，直到月亮爬上来。

我妈找花布给我重新缝一个算了，可是书没有了，我忘记怎么处理的，反正我有两个哥哥，也许是拿他们的凑合吧。

岁月匆匆，不声不响。

弹指一挥五十年。

小时候，子弟学校学生顽劣，上课小动作不断，和老师顶嘴吵架，不交作业，旷课去河滩撒野，老师治不住学生，毫无办法，有时候气的说一声自习吧，就匆匆离开教室。

放心吧，校长不在，他帮老婆干活去了。

我们在教室里天翻地覆，只能用吼才能实现交流。教室后面课本做的子弹能飞到前排同学的脑袋上，我在前排，因为我六岁读书，班里的孩子都比我大一岁，而我本身就长得弱小，经常是被同桌扯住头发，动弹不得了。那时候同桌是男女搭配的，两周一换，我的同桌都是秃小子，都没有头发可揪，我就伸出爪子，胡乱刨，总想把他们脸上抓个稀巴烂。在我记忆中，我从来没有抓到任何人，只能吃亏，通常是上课的铃声帮我解围，我的问题是，再怎么打不赢我也从来没有哭过。

喜欢打我的死崽子姓蒋，忘记叫什么了，他爸爸是修配厂或者是电厂的，好像有一次我把他打哭了，我挨了多少打都没有哭过，他才被我整到一次就哭了，我敢认定这家伙长大没出息。我前年偶遇老同学，问那小子在哪里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人，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

我和另外两个同桌从来不打架，一个姓戚，前排都是小个子，戚同桌很小的个子，圆圆脸红脸蛋，大眼睛。一个同桌姓冯，他爸爸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场长一把手正处级干部陕北人，我与冯同学很好，我们语文考试，我的作文写完拿去给他抄，我自己赶紧重新再写一篇，结果我们俩的作文都得高分。所以，我打小就觉得自己有作家的潜力，因为我们语文老师讥讽我同学说：“咬烂笔杆望蓝天”，不夸张地说，全班除了我，他们都在咬笔杆。

我的作家梦树立的很早，不到八岁就坚定了信念。只是，那些信念会随着稀里哗啦的生活被搅到面目全非，对，所有的日子都好比小学教室的混乱，让我无法收拾。

当然，具体原因是后话，肯定与原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我打小没主见，没方向，随时会被环境影响。

小时候我的方向是我的哥哥们。

我被欺负，我小哥看见必定帮忙。

我小哥打架，我一定飞速增援。我和小哥都被别人压倒，我们心里盼望的一定是大哥。

我们在外面打架，无论输赢，回家绝对不敢提，否则在家还有一顿不能还手的打。

所以，在我和小哥心中，大哥才是家长，是绝对权威，是我们心里最强悍有力的支持。

而大哥现在想来也是传奇，他从小无论在哪里都是领导级别的人物，大小孩子们都喜欢围着他跑，听他指挥，他带着大家玩，后来他参军工作走到哪里都是骨干，再后来成为领导，他清正廉洁坦坦荡荡，他是警监，如果我们有事求他，他会自己拿钱出来问需要多少哥给你，但利用公家你们想都别想。

有一年，哥带爸妈我们还有朋友去版纳过年，路上武警的关卡有点多，他们一看哥的证件，马上立正敬礼放行，我们后面的车全部放行，我才知道原来哥在外面是如此被尊敬的领导。

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莫过于有两个哥哥，我们一起上学，大哥五年级、小哥三年级、我一年级。点点滴滴，人生路上的记忆中，每一天都有他们的呵护和陪伴。

一张照片让我说那么多，扯回来说那张级别如此之高的照片吧。

黄埔军校师生与校长

对，就是这张照片。

照片提醒我，他们的同事中，有人后来成为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早年是黄埔军校的教官。

有时候想，我的人生何其有幸，能遇见许许多多后来让我们仰慕的人。有清华北大高才生，有会八国语言的学者，有绘画大师，等等。我爸妈希望我们与这些优秀之人学习，曾经与他们结下过很深的情谊。只是我们当时是孩子，不懂事，只会淘气，并不知道身边某些人其实是灿烂若星辰。

同学们的书本乱七八糟的，上课也乱七八糟的，好像我们生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并不是这样，真相是我们都是些欠收拾的孩子。

有一门课，所有人的课本都规规矩矩的，包括最皮的娃，他的书本也必然在那节课中老老实实地打开，这本书就是地理。我不清楚我们小学三年级为什么会有地理课，是我记错年代了吗？

反正也没有地方去核实，只有随他去了，权当我讲故事吧。还是百度核实了一下，网络上有七十年代的老师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有地理历史课，但是我明确记得那时候没有六年级，小学只有五年制，所以估计四、五年级有地理、历史课。

但是我真的好像三年级就学习过地理。

历史课我记年代昏头转向，地理课却因为老师不要求记笔记，没有作业，上课不敢马虎乱来，老师讲课条理清晰，每节课的内容当场消化，学习毫无压力，被我喜爱。

班长喊起立的时候，我们站的笔直，班里气氛难得的肃穆。

这肃穆是从老头出现在教室门口那一刻开始的，其实，早有人鼻子压在窗户上侦查过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老师来了，马上到。

教室里开始安静，哪怕上一节课差点把屋顶掀翻，这一刻也能瞬间安静，大家装好孩子的技术一流。

书早已经打开，上节课的内容得再瞟一眼，老头儿静悄悄地站在教室门口，他双手交叠放在腹部，手里一本书，一根细竹棍，肩背挺拔一身藏蓝色中山装平整服帖，那时候没有服装卖，手艺好的裁缝不多，这种笔挺的面料从未见过，别说有地方卖，不知道他的中山装为什么永远都那么挺括。现在想想应该不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应该更加久远，应该是解放前的服装。

他瘦高的个子，黝黑的肤色，皱纹里刻着沧桑，重点是他的眼神，带着红血丝，缓缓地从讲桌向后墙扫描一遍，才慢慢地走向讲台。

我们笔直的站立，双手老老实实地贴着两边裤缝，望向老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的眼睛我会心慌，我一生都会记得他的眼神，鹰一样犀利的眼神。从九十年代开始玩电脑，我所有的注册验证里需要验证人名都是老师的名字，如今，这个老头离开人世三十五年了，他永远不会知道他曾经给班里最前排的小不点以怎样的气场震撼。

他轻点头。

我们“哗”地坐下，鸦雀无声，没有拖板凳擦鼻涕稀稀疏疏的杂音，我们静静地等待开讲。

老师的课本是端正放在讲座左上角的，他整堂课都不会去接触课本，他会时而拿起竹棍，时而把竹棍放在桌子上，不写一个字的板书。

他凝视着我们，无需环顾四周，每一个人都感觉他在注视自己，有一种被洞穿的感觉，有一种必须挺直腰杆坐端来证明自己的感觉。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才像个人样，收起顽劣，规规矩矩地认真面对这个世界。

那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冬天，我快要九岁了。四十八年后的早晨，天空阴郁，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那个安静的教室，心绪难平，又要落泪。

这不能简单地属于老年人的怀旧吧。

这一刻我看见我们那个群体被一言不发的眼神所教化、所成长的经历，在心浮气躁的今天，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能让我们集体安静下来的目光啊！那种安静很美妙，有一种心安的归属感。

老子说：大音希声……

最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

被聒噪之音糟蹋久了，那种寂静便成为天籁之音。

在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佛祖大慈大悲的目光都失去作用，被金钱所利用了，没有人管天空中是否布满上帝仁慈的目光，每个人都在怂恿着上帝发雷霆之怒，发一场没有诺亚方舟的绝世滔天洪水……

老师说话很安静，他用四川成都方言说打开第X页，看一下西部的山脉。

老师全程不看书，但是，他会让我们在书上做标记，好像书本在他心里打开着。

祖国的山川河流矿产宝藏被他娓娓道来，他讲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与我们在荒原里撒野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历史被揉进地理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看见祖先看见战争看见艰难困苦看见祖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

老师有一间宿舍，时常挤满了孩子，我们下课就喜欢跑老师宿舍站一会，中午也去说说话，但绝不敢造次。大家在那里与老师说笑，问一些不明白的天上地下的问题，老师解答着，我们都处在求知欲旺盛的年纪，顽劣是因为没有启明灯，处在蒙昧愚钝的黑暗中，老师就是那盏启明灯，谁又能不向着光明呢？

老师孤身一人生活，大概于一九八八年过世，享年八十多岁。当时我在省城读师范刚毕业工作，暑假回家，父亲说老师走了，老师走前几年父亲曾尽量给老师以照顾。

我的老师，四川人，早年任黄埔军校教官、职业军人。

我在二十年前百度可查到老师，后来不可查。老师在黄维兵团任团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与司令官黄维中将在双堆集一同被俘并接受改造三十载。

若老师健在，年岁已经过百。

记得八十年代，我们已经长大，不再顽皮胡闹，老师在课外话说：现在的人不讲德行，过去的强盗图财不害命，他们会先把被抢劫者的头蒙住，捆在山洞里，拿了东西跑，现在的人却很坏，是要图财害命的。

现在想来，老师说的没错，两年后全国开启了严打。

老师是曾经在战场上与日本人厮杀过的真正军人，我至今记得老师血红了眼睛，盯着我们严肃告诫：什么中日友好，你们永远要记住中日以后必定会战，日本人永远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四川话铿锵有力，在我耳边回荡四十年，现实果然验证老师正确。

我的老师是一个装满故事的宝藏，只可惜，那时我们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