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笔下的 “血馒头”是真实的，这种酷刑早已存在，不仅仅是清朝的“特色”，只是在清朝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有人专门以刽子手为职业，人们还沉浸在围观砍头的愚昧当中，对国难之痛麻木，被外国人直击现场，并记录了下来。
看起来荒谬至极却又深入骨髓的愚昧人民是怎么一副模样？
19世纪两个英国人吉伯特·威尔士、亨利·诺曼来到了中国，他们把所见所闻以为写成了书叫《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书中写到，当他们满怀憧憬地去到了北京，开始准备探索天朝大国的首都时候，那些却发现“那些大炮不过是涂在木板上的黑白相间的院圆圈而已”，看来那时候起，画画这门艺术被用来“自欺欺人”。在这本书里，他们还记录下令人不敢相信的画面，那就是发生在广州的凌迟处刑——砍头。
事情发生在广州租界区沙面，在狭窄的街道尽头，一道大门堵住了他们，门口有士兵把守。他们亮出几个硬币就让大门打开了。在清末，官僚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腐败，包括向美国人买大炮的时候，因为层层吃差价，导致最后取消了部分重要机器，拿到手的是一堆废铁。
人群从大门涌进来，“肮脏的空地上面挤满了中国人”，大门再度打开的时候，人们似乎知道什么事要发生，“人群中发出欢呼之声”，罪犯被装在狭小的竹篮中，被苦力抬了进来。罪犯带着手镣与脚镣，动弹不得，然后他们一个个被拖出竹篮，抛在刑场上。有些罪犯居然还和在场的观众开玩笑。
刽子手的刀是需要用双手握住的大刀，刀背厚重，刀刃锋利，这样是为了确保砍下去的时候人头掉的快。根据《茶陵文史》记录说，刽子手刀法要“随手砍断，要求达到离线不差丝毫，才算到家”。
“霎时间只见令人炫目的两注猩红的鲜血喷了出来，划了个优美的弧线，溅落在地。”一人砍头，另一刽子手“嗬”地一声把尸体往前推，尸体立即瘫痪在地，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出“哦”的欢呼，“以表达他们有幸见到这完美一刀的喜悦心情”。
当时有个英国翻译叫密迪乐，他也写了一本书《中国人及其叛乱》，书中描述，在他看来刽子手简直不是在行刑，而是在“献艺”。杀人已经成为戏剧一样的表演，可想而知人们对自己头上的脑袋和人性是何种麻木，森严法律、繁缛礼节的樊篱把思想囚禁得死死的。
刽子手每“嗬”一声，人群中也随之发出一阵欢呼声。“整个过程就像一大群主被赶进屠宰场，然后被杀死。”每个罪犯都像动物一样好奇，看着在他之前的人被杀掉，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伸长了脖子。人头就像橄榄球一样落在空地上……
当人群散去，大人们都走了，还有几个顽皮的孩子，互相把对方推到场地的血泊里去。悲哉！怜哉！
作者忍不住与刽子手交谈，他说：当刽子手只是他的兼职，挣点外快花花而已。此前他每看一个人头能挣两元钱，现在却只能得到半元钱。然后他问刽子手那把刀多少钱，“当然可以，九元”刽子手回答。后来作者回国后，把这把刀挂在他家的墙壁上，“它时时提醒我，不要轻信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文明已经进步的文字”。
或许人们在长期的酷吏笼罩中，对于死亡已经司空见惯；或许是因为层层的繁缛礼节、落后的生产水平造成人们只苟且于生计，没有半点时间思考发展，砍脑袋居然成为一件围观欢呼之事。
加上愚昧迷信的宣传，从元代开始，鲁迅笔下的“血馒头”治病的迷信就开始存在。“血馒头”明清两朝尤为风行，相传人血掺入食物当中加以烧烤再吃下，可以治疗肺痨、绝症。“没有人能够说他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足够而精确的了解，如果他没有看过在中国是如何行刑的话。”这是《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作者书中说过的一句话。
被砍头后的犯人身体往前倒，然后有人拿过一篮馒头，刽子手沾血之后，交还给购买者。
愚昧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出现，欧洲也同样有过这样“黑暗时期”。欧洲中世纪发生了“猎巫运动”，当时的西方人同样认为血液可以治病，他们诬陷一些无辜的女人为女巫，目的是为了要她们的鲜血或脏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顶着“巫师”的污蔑恶名被残忍杀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女性。
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愚昧才被逐渐破除。
后来人们认为斩刑“极其残酷”“受刑之人感受无穷痛苦”“与人道相背驰，成野蛮举动”。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1932年《六法全书》，再次确立“死刑用枪毙”，枪毙才成为主要的死刑执行方式。
当一个时代过去后，人们回首的时候，总会发现前一个时代的愚昧。怎么办呢？为了让这种不必要的愚蠢上演，勿让教育愚化后一代，前一辈扶持后辈健康成长，这样的话让年轻人来把当代的落后打破，保持开放看世界，保持科技与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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