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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之《让子弹飞》:被玩弄的群体和被群体玩弄的人

影评之《让子弹飞》:被玩弄的群体和被群体玩弄的人

作者: 知闲闲 | 来源:发表于2014-05-03 23:18 被阅读1232次

    群体的本能不会改变,他们需要的是手握强权的领袖,他们不需要的是改变旧的生活状态与观念。

    北洋年间,南部中国。这是《让子弹飞》在片头给出的背景。一座被水隔开的鹅城,仿佛一个绝佳的寓言地,官僚、土匪、乡绅、恶霸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上演着阴谋阳谋勾心斗角的戏码。斗到最后,恶霸就死,英雄远走,剩下的东西都被群众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吸了进去,干净得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而在这座城里,有一种最无力和最暴力的力量,有一个最被忽视也最占分量的角色,那就是群众,广大的鹅城百姓。

     一

    《让子弹飞》里的鹅城被蓄意的封闭为一座孤城,虽是一城,恰似一国,是一块研究群体心理学的极佳实验田。

    何为群体?《乌合之众》里简言之:“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1在《让子弹飞》中有许多个群体,如张牧之手下的麻匪群体,黄四郎手下的恶霸群体,还有鹅城两大家族为代表的乡绅群体,而这每一个群体,都依附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而存在。《让子弹飞》的故事,就是大群体之上的小群体斗争,谁掌握了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当张牧之带着兄弟身骑白马来到鹅城外的时候,最先迎接他们的就是百姓群体,这个群体以一群化着艺妓妆容进行着大鼓表演的女人的形象出现,有一种荒诞而庄重的仪式感,颇符合电影的气质。表演大鼓的女人后面,整齐的站了一排乡绅打扮的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他们一直九十度俯身,卑躬屈膝,奴颜尽现,而这种奴颜不只为了新来的县长,也为了黄四郎的一顶帽子。

    这一场戏给鹅城里的群体排了一个位置,最高处是黄四郎,其次是乡绅,最低层是百姓。乡绅们虽然对着黄四郎要低头,但至少能穿上长袍短褂,比那赤裸上身的老百姓们高出许多。张牧之代表的官僚群体(虽是假官),因为是外来货,能混到哪个层次要靠自己的本事。

    到鹅城不久,熟悉官场之道的汤师爷立即摸清了鹅城的状况,并传授给张牧之——“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这一番话鲜明的道出了鹅城的群体结构,以“缴税捐款”为手段,百姓之上附有三层吸血虫,黄四郎独立于金字塔顶端。张牧之作为假官僚、真土匪,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与革命精神,当下就决定要破坏这个长久以来稳如磐石的结构。

    要做到这些,他的对手是结构顶端的黄四郎,也就是百姓这个群体的“群体领袖”。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的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2

    在《让子弹飞》这个故事的开端,黄四郎是鹅城毫无疑问的“群体领袖”。

    在鹅城这个地方,黄四郎以其几代打拼的财富和自身的心机手段成为一方恶霸。在张牧之的眼中黄四郎是恶霸,在鹅城人的眼中,黄四郎却是鹅城的天。他们被黄四郎压迫,对他既敬畏又害怕,但在心里,却已然接受了黄四郎的存在,绝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反之,如果有人要和黄四郎作对,他们反而会厌恶这个人。

    张牧之让六子去砍掉冤鼓上的藤蔓,冤鼓滚到街上,引发了卖凉粉的与黄四郎手下武举人的冲突。武举人殴打卖凉粉的人的过程中,代表了百姓群体的那些赤裸着上身的青年们一直在欢呼,县衙大堂内,卖凉粉的不敢承认自己被打,百姓们蹲在角落小心的观看。直到张牧之摆出了枪,事情才得以解决,百姓们马上屈膝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对天放枪,强行让他们站了起来。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是相当愚昧,而且靠不住的。群体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永远不会同情弱者,哪怕“卖凉粉的”是他们群体的一分子,一旦表现出了软弱可欺,他们只会嘲笑并落井下石。反之,“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3,武举人所代表的黄四郎的权威,他们谁也惹不起,便俯首贴耳的服从,甘作奴才。

    张牧之以县长身份出现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的力量,武举人态度傲慢,百姓们也看戏似的躲在一旁。当他拿出了枪,便立即显示了“强权”的一面,于是鹅城百姓便为他下跪,他们跪的不是“县长帮卖凉粉的伸了冤”这件事,也不是张牧之心中的“公平”,他们跪的是枪,他们像一切低等级物种的条件反射一样,对“强权”弯下了膝盖。

    面对百姓的下跪,张牧之以一种特有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制止了他们,并告诉他们,自己来到鹅城只为了“公平”。然而,百姓们只是在膜拜“强权”,没人管他在说什么,也不知“公平”何意,话音一落,又全都跪倒了,张牧之只能再次鸣枪让他们起来。群体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他们起来、跪下,都只为了枪声。

    因而,张牧之的“公平”理想就像一记凭空抛出去的媚眼,没有人接。

     

    张牧之这个角色在《让子弹飞》里的身份是一个土匪头子,但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个人英雄。所谓“个人英雄情结”,即以一已之力救天下人,古今中外都一样。

    “鹅城”是一个比拟现实的环境,而“个人英雄”是理想中的存在。两相冲突,张牧之的“英雄理想”似乎更近于“空想”。从指挥六子砍下冤鼓上的藤蔓开始,他就存了想要改造鹅城,“救鹅城百姓于水火”的心。而他的英雄悲剧,也自此始。

    最大的空想之处在于,张牧之想要改造鹅城,鹅城百姓却一丁点也不想被张牧之改造。“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4换句话说,在张牧之眼中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鹅城百姓过得很习惯。他们迷恋传统,并不因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就要冒险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在群体的眼中,传统就代表着安全,数量就代表着正义。

    张牧之要为民伸冤,并没有得到效果,反而六子因为急着验证“公平”而剖腹自杀,英雄死于英雄主义,葬礼上没有一个鹅城百姓。张牧之以“缴匪”为名拿到了两大家族的钱,作主发给鹅城百姓,自己享受到了当“上帝”的乐趣,百姓们依然是一潭死水。

    “我们始终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5即使是非常浅显的观点,如果超出了传统观念的认知,也很难以被群体所接受,因为群体对保守存在异常的偏执。从伸张“公平”到给百姓发钱,都是张牧之自身的理想主义作祟,百姓们没有给也给不出反馈,因为从他们的脑袋里,完全感受不到张牧之想要传达的东西。

    张牧之把改造鹅城的希望寄托在鹅城百姓身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法错了。因为群体是低智的,群体是不可依靠的,把希望寄托在群体身上就好像把希望寄托在原始人身上一样,绝对起不到一点作用。但是,群体又拥有强大的力量,群体是可操纵的。掌握了群体的心理特征,就可以操纵群体,就像指挥老虎跳火圈。

    在失去几个同伴后张牧之才明白这一点。然后,他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一个完美的群体操纵游戏。

     

    “鹅城起义”是影片的最高潮,既寓言化,又充满了真实感。

    张牧之得到了钱,却带着黄金白银和万民伞回到了鹅城,一心要除掉黄四郎。依然是非常仪式化的出动了化着艺妓妆容的打大鼓的女人,她们和仅存的几个麻匪们高唱着口号,挂出了必杀旗帜——“县长要斩黄四郎,谁人不想斩黄郎。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

    群众是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群体,他们只接受最简单的观点。

    动员群众的手段之一是简洁有力的断言。“县长要斩黄四郎”就是简洁的断言,没有前因后果,简单的摆出事件。“谁人不想斩黄郎”的目的则是在群体中进行情绪传染,这一点在后面还要通过别的手段达到。接下来“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是对黄四郎的罪行认定,强化行动的正义性,煽动群众情绪。“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是对群体的利益许诺,群体虽然能够表现出非常无私的一面,也很容易被利益所诱惑。最后一句“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对前面的所有做出了总结,简洁的给出时间界限,证明不是空头支票。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牧之自己也知道,胜算只有三成。百姓们虽然拿走了他发的银子,但都在观望。他们什么也不敢做,因为鹅城最大“强权”的拥有者依然没有变,无论如何,他们只服从于“强权”。于是黄四郎派出了马车,他们只好一声不吭,把银子都交了出去。这个时候兄弟们问张牧之胜算还有多少,张答曰六成,因为他勾出了百姓心中的怒。

    群体是非常情绪化的。鹅城百姓心中的怒虽然一直存在,但要有意识的勾起,去刺激它,才能转化为引发群体冲动的导火索。张牧之发银子,给了鹅城百姓对未来生活状态的许诺,部分消解了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黄四郎收银子,一方面打破了这种希望,另一方面提醒了鹅城百姓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压迫地位。怒,就成功的被勾起了。

    黄四郎收走了银子,张牧之发下枪,胜算又多了一成。鹅城百姓拿走了枪,就拥有了发泄愤怒的武器。然而,怒气和武器都有了,张牧之和兄弟们还是没有得到鹅城百姓的支持。黄四郎称霸鹅城多年,积威极盛,一朝一夕之间,没有人相信有人能打败他,群体的本能是欺软怕硬,他们在等结果出来:谁是软,谁是硬?

    按硬实力,张牧之确实是“软”,但是他通过杀死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了“硬”的假象。挥刀斩下替身人头,一时间,民众沸腾。这一刻,黄四郎已然败局。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后,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有了专横的性质。”6 张牧之所做的事,就是在群体心中瓦解黄四郎的“强权”形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强大,加上之前对愤怒情绪的引导,群体一触即发,立刻变成了拥有极大破坏力的暴力群体。实质上,黄四郎的力量没有改变,鹅城百姓的力量也没有改变,张牧之仅仅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操纵,就完成了这次“鹅城起义”的点火。

     

    电影中“鹅城起义”之后,张牧之完成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革命理想,但身边的兄弟却离他而去,最终只能孤身一人离开了鹅城,如同一个悲情英雄。而鹅城百姓在这一场革命后,除了瓜分黄四郎的财产,没有更多的改变,仿佛可以想见的,不久以后,他们依然会回到以前的轨道。

    鹅城倒下了一个黄四郎,依然会崛起下一个,因为群体的本能不会改变,他们需要的是手握强权的领袖,他们不需要的是改变旧的生活状态与观念。永远有恶霸来欺压群体,永远有英雄想要解救群体,群体依然是群体,是沉默而愚昧的大多数。历史不断重复,谁也没有改变谁,说不清是恶霸与英雄玩弄了群体,还是群体玩弄了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与恶霸。

     

    注释 1-6 :摘自《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戴光年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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