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看2012年7月刊的《摄影世界》中关于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约翰·坎普兰的专题访谈，心中感慨万千，想说的是，摄影也有大爱，如果你的心中缺少感动，缺少关怀，请放下你手中的相机。
美国现当代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约翰·坎普兰
坎普兰是一个大学教授，一生去过很多地方，他看到了极端的贫困，被战争折磨的儿童，逐渐消逝的传统，这些都让他敏感的神经颤抖。他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很多人的居住条件就是如此，我比他们拥有的多很多。说改变什么也许并不容易，但我确实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一些。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架起沟通的桥梁，哪怕对改善他们的状况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无论来自哪里，哪种肤色，富有还是贫穷，人们都需要被爱，被尊重，找到活着的意义。”
他的作品也并不全是纪实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前不久的甘肃兰州永靖“心微笑·爱传递”家访活动，不得不说那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不得不说那是一次失败的摄影经历，和坎普兰的胸怀相比，相差何止万里。我重新检视了一下家访过程中的照片，确实需要帮助的孩子有很多，比如王思斯。这个孩子在9岁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父母带着她借遍亲朋好友筹措医药费。20多万的医药费用让这个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就算是富裕家庭也不一定能扛得住）倍感艰辛——父亲所在的化工厂被私有化，他被迫下岗，母亲文化知识有限，倒是没有下岗，但是只能做一些厂里的环卫工作。两夫妻一个月总收入最低的时候仅有1100多元，这样的家庭月收入和20万这样巨额的医疗费用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按说，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应该是可以有很多好照片的，但是，我却让机会生生的溜走了——我都拍了些什么呀，我们顺丰的员工走访这个家，拿出一股帮助者，施舍者的面孔查户口一样的问这个家庭的所有履历；王思斯的母亲拿出孩子看病的大部分治疗和费用单据；王思斯假模假样的做着功课等等。我想这些都不是真实的，都不足以震撼人心，不足以唤起阅读者的同情，阅读者难以通过上述照片了解这个孩子，走近这个家庭，所以，我很遗憾……
那年，我在兰州永靖
在出发之前，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尽量不要拍摄孩子的正面，因为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了，有了自己的自尊，我们最好不要因为采访的需要，而刻意展现孩子及家庭的穷困，即使他们真的需要得到帮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真的是这样吗，即使事情过去了那么久，我依然对这个观点存疑——如果我们不能展现真实，别人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也许我的镜头真的展现了他们在人生的那个阶段经历的贫困，也许这些贫困被很多人看到，当然每个人的境遇不同，也许有的人生出同情悲悯之心，有的人不免心生窃喜，但是，这些真实的正面的照片就真的让孩子们失去尊严了吗？就真的破坏了他的隐私吗？这是一个横在我心中的矛盾，真诚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大家开诚布公的讨论讨论。
坎普兰说，作为摄影师，我们有很多责任，拍摄戏剧化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记住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照片，拍摄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看这些照片时，我会想哭，希望这些照片对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有所帮助。
神爱世人
帮助，这就是大爱，也许我的拍摄不能给拍摄对象带来直接的经济改观，但是，通过真实的视角，我带着阅读者走近了另一个世界，也许在某一刻触动了阅读者的心灵，大家愿意保有更大的善意面对生活和世界，这便已足够。
爱，是摄影的责任，爱，是摄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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