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富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贬褒不一，毁誉参半。在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中，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统治阶级的大官僚，是和洋人谈判求和的卖国贼，同时许多人又对他推崇备至，李鸿章评价他“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梁启超评价道“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就连胡林翼、蔡锷、毛泽东、蒋介石等人也都对其赞誉有加。
对于曾国藩的不同评价，应和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的评语：“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一生历经三朝，从一介书生做到了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被誉为“晚晴中兴名臣”。他的崛起对大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去世也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一，天津教案，为清王朝背骂名
说到对曾国藩的评价，就不能不提到天津教案，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清朝晚期的历史走向。
19世纪中期，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衰落，清朝被迫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且把沿海的一些城市设立成通商口岸。天津因为靠近北京，所以自然而然的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在此逗留，经商，生活，还有传教。
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的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刚好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炎热，疫病流行，天主教会管理的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因患病而死。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谣言。
6月20日，一名被群众扭送到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在口供中牵连到天津望海楼天主堂，民情激愤，士绅集会，反洋教情绪高涨。当时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也与围观的人群发生了口角。
事情很快就失控了，结果就是不明真相的民众在激愤之下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造成了超过50人死亡的悲剧。
“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多人，而且有蔓延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这件事，对于清政府来说真是天大的麻烦。一方面，清王朝已经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再次引起战争。但是另一方面，民间的情绪虽然是盲目的，但却是出于好心与正义，如果对民众太过严厉，又会失掉“民意”。
简而言之，“天津教案”无论怎么处理，负责处理的官员都会“里外不是人”，于是，清政府就想到了曾国藩。这一年的曾国藩即将60岁了。
当时平定了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由两江总督升任到了直隶总督，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似乎该安享晚年了。他很清楚“天津教案”是一个棘手的事件，无论如何应对，他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他身处的清王朝是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作为臣子的他没有选择。
案件的真相，其实很简单。曾国藩到天津后，就拨开了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查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民间流传的洋教士“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都是子虚乌有的传言。说到底，是各种误解和偏见凑在一起酿成了巨变。
最后处理结果是处死了犯法的18人，赔偿外国人损失46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法国人也接受了清政府的这个处理结果，案件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这个结果，民众舆论很不满，都异口同声地抨击曾国藩对外太软，是卖国贼。可是如果我们抛开情绪性的批评，环顾当时的局势，曾国藩的处理既惩治了真凶，清王朝只付出了46万两白银的代价，又消除了一触即发的战争，除此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曾国藩背负了不应有的骂名，致使病情加重，两年后就去世了。
二，仕途之路，从农家到翰林院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也就是今天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
家中有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虽然相对底层农民来说生活较为宽裕，但是这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可以说是大山深处中一个被外界遗忘的角落。
在封建社会时代，农民想要摆脱这样日出日作，日落而息的宿命生活，几乎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这一条狭小的窄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重视教育，但是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父亲曾麟书虽然也用功读书，但是却连年失利，最终只成为一个私塾教师。
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他的背负了两代人的希望。但是他也并非是天纵之才，甚至可以说他有些愚笨，从十四岁参加县试起，曾国藩也是年年落榜，看上去并不是读书的料。
据说，有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篇文章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过了好久，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小偷，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他在屋外等半天，就是不见曾国藩背完。小偷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跳进屋子，对曾国藩说：“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于是小偷将那篇文章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坚信勤能补拙，他曾经说过：“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他还说过另一句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凭借这样的精神，资质平庸的曾国藩从来不轻易放弃，更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立志效仿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士，以勤奋克服懒惰，极端珍惜时间，除了偶尔生病之外，他一生都坚持早起，并且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时刻反省检讨自己的言行。
在曾国藩二十一岁，也就是道光十二年，他终于考取了秀才。
此后，他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两年后，他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同年参加了湖南乡试，中了举人。四年之后，殿试位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成为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曾国藩正式踏上了仕途之路。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子女时说。
三，荫及后代，湘乡曾氏出人才
曾国藩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他的教子治家的理念和实践，早已经取得了堪称了不起的成就。他的言行事迹，不仅影响了不少的后来者，还影响了曾氏家族的好几代人。
从曾国藩去世后的一百多年中，曾氏家族已延续到第八代，形成了声名赫赫的湘乡曾氏文化世家，涌现出了许多教育家、外交界、科技界，商业界等领域的杰出人才。
根据相关统计，在科举考试时代，这个人才群体中有秀才、监生、举人、进士达20余人。废除科举考试之后，这个人才群体中有160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欧美或日本等国，其中取得博士或硕士，获得院士、教授或研究员等职称的多达百人。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译家严复、林纾，乃至维新志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受过他的影响。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军时，曾经发布了《讨粤匪檄》的文告，他在其中说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军的是是非非，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太平军之乱中，他作为去征讨平叛的主将之一，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权力，金钱或者荣誉，而是为了维护自孔孟以来的文化道统。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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