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被问起，我有没有后悔去伊拉克，或者我有没有后悔加入海军陆战队。这很奇怪，因为我可以轻易想象出历史各个场景中的另外一种可能的世界——一个美国没有参加一战的世界、一个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一个费卢杰战役没有发生的世界，然而我却没法建构出这样一个与现实相反的世界——一个我没有加入海军陆战队的世界、一个我没有在背后纹上USMC四个字母的世界、一个我没有踏上飞机前往伊拉克的世界。我甚至可以想象一个艾丽卡没有消失去拉斯维加斯，而是和我一直在一起并且结婚的世界，然而我想象不出那个没有进入、没有审视战争、没有遭遇爆炸、没有被差点射死的我。
我是一名作家。我学过虚构的技巧，有研究生的水平，也知道如何在脑子里建构并且发展出另一个世界。然而我脑子里没有那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简而言之，我没有现实的反面。
似乎有太多值得质疑的，有太多要去思考一种没有战争的生活。这就有点像弗洛伊德说的，试图想象你自己的死亡：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似乎置身死亡是完全未知的，死亡向这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并让各种可能性能够进入。可能性太多了。当我开始思考死亡，我的脑子就会出现干扰，就像电台调到了一个关闭的频道。在我内心建构的每个世界里，我都进入了，我都审视了。
然而让我们将其称为：一种对我自己的想象的失败。
我知道我在这方面不太正常。我知道有些人总是停不下来地会去思考一切可能性，他们会被那种现实的反面所控制，那些经历过糟糕事件的人的内心会变成一卷循环磁带，内心的问题循环往复。这些问题就像倘若？倘若？倘若？倘若？倘若？或是为何我没有？为何我没有？为何我没有？为何我没有？这些问题一直在他们脑子里打转。在这些问题当中，就有各种世界。在那种世界，他们不再恐惧，不再如此疲倦，不再如此困倦，以至于他们可以走过一段更加漫长、更加沉闷的道路，回到他们的巡逻基地。在那种世界，他们最好的朋友还活着。那位朋友走过了农渠旁埋在地下的简易爆炸装置，他回到了圣马特奥市（San Mateo）的军营里，他从陆战队退伍了，他在图森市（Tucson）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工作，他因为士兵法案而进入了皮马社区学院（Pima Community College），最终进入了阿尔伯塔大学。或者是这样一个世界，简易爆炸装置炸到了巡逻队里的另一个人。或是他们在折返点做了更长时间的安全休整，休息了一会儿，每个人都活着，因为他们没有被干掉。
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都从我们的生活中建构现实的反面，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倘若我没有喝最后一杯会怎么样？倘若我参加了巴尔的摩的那份工作会怎么样？正是这种可能性最后杀死了我们，这是纯粹的机会问题，一种乐观主义告诉我们凡事皆有可能。而生活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我们希望生活可以通过事后之明获益，智慧会在该来的时候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倒回去，和那个对的女孩儿结婚。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倒回去，重新参加那次考试。
我不会再参加另一场战争了。然而我知道另一场战争正在到来。另一场战争正在到来，谁都无能为力。在我心灵中的每一个世界，战争都来临了。甚至今天，战争都随时在待命。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正义在我们心中即是斗争。
我们无能为力，只是认识到，
正是战争创造了我们。
战争创造了我。
战争中有一种美，或者至少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意义。
对于我而言，询问你是否后悔去伊拉克，或者你是否后悔加入海军陆战队，就像在询问你是否相信上帝。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能轻易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也会告诉你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事情，告诉你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如何看待命运在人类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会这样说：我相信自然。我相信破碎。我相信整体。我相信一切将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我对此的相信，就像地理学家对丘陵、瀑布、海滩的多样性的相信。它就是那样的。我进入战争，审视战争，因为那种情境似乎有这样的要求。这种态度类似于古希腊悲剧现实主义剧作家的态度，他们凝视着恐惧和苦难的深渊，从而来确认生活。要全然感激这个世界的乐趣，我们必须理解人类的存在是多么短暂，多么易逝。
“在那些星辰之下，”梅尔维尔（Melville）写道，“正是怪物横行的世界。”
回到我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旅途，我在费卢杰附近机场的跑道上和一位偶然碰到的老陆战队兄弟聊着天。他离开了步兵团，成了一位直升机飞行员，而且感觉如今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知道让这个庞然大物如何升空的家伙，这真是个奇迹。当我们得到消息：“天使”们过来了，所有人都要排好队时，我试着想象他就坐在座舱里。我站在我朋友身边，而他敬了个礼。然后我明白了他们所谓的“天使”意味为何。
两口铝制的棺材上盖着美国国旗，叉车将棺材举起送入了C-130运输机的后舱。
“天使”就是尸体。
几分钟之后，当我们登上飞机，机组人员拦住了我，并说道：“长官，我需要你取下相机。”他是曾经告诉我相机不能带上飞机的三个人中间的第一个，三人中还包括一位上校，当我们飞往科威特的中途中转时，他还走下飞机，去送了新闻。
我现在才发觉，这条跑道变成了一条分界线，区分出了两个世界。在这条线的一边，人们遭遇爆炸，被子弹射中脸。人们在马桶上被炸到满身肮脏，人们在翻掉的悍马里被淹死在肮脏的河水里。在这条线的另一边，人们称死者为“天使”，并且确保别人不会对它拍照。这里就是语言改变的地方。这里就是某些事实变得难以言表的地方。这里也是某种炼金术开始的地方，这种炼金术改变了生死，改变了伊拉克日常恐怖的日常生活，将之变为一种主日学校的故事。
什么降临到了这条线另一边的世界？什么降临到了那种存在方式、那种感觉方式、那种时间、那种历史之上？什么降临到了那些陆战队士兵身上？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在去往萨科力维亚的伏击点的路上唱着阿拉丁的主题曲。什么降临在了那位在酒店咒骂我的中士身上？什么降临在了萨蒂亚的哲学家“收割机”身上？什么降临在了那些让我倒霉的士兵身上？呼唤我的命运，就像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事实？
当我第一次回来时，美国就看起来不同了。那些房屋对我来说是关着的、封闭的，人们是陌生的。我只去了那里三个月，但感觉已经过去了几年。一种沉默来到了我的生命中，我不知道该如何打破。
之后，在我从战场上回来几年之后，我读到了西格夫里·萨松的一首名为《战斗到底》（Fight to a Finish）的诗。在诗的末尾，萨松想象着带头举着刺刀冲进人群，爱国的平民在胜利之后在伦敦游行。全诗以对国会的一次袭击结尾，这是对这场愚蠢战争的回馈。这是一首幻想主义的诗，用一种倾向于震撼的语气所写，然而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并不感到震惊。我并没有像萨松一样参与那场战争，但是我认识到了那场战争底下的愤怒，那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你没法说出口，甚至对朋友、对爱人、大多数时候对你自己也说不出来。
有时候，当我抑郁或担忧我对战争的记忆会溜走时，我就会坐进我的皮卡，开车去拉荷亚，那片美丽的地方悬在黑暗的太平洋之上，就像是一个幻觉，在那片地方及其丘陵上好像覆盖着一层马海毛。我开车路过摩门教寺庙，路过超市和药品学院，然后我停好车，走进VA的滑动门，乘电梯上双北区的精神科。
当我到那里时，我只是坐下并且听一阵子，走进等候室听着他们叫着下一位的名字。我在那里花了几个小时等着我的名字被叫到。我曾经很讨厌在那里等待，然而现在我不那么在乎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不会被叫到，至少不是在今天。我右边的这个人将生活都灌入了手机，他打给一位朋友说，他很抱歉，但是他不再值得信赖了。我左边的这个人的大腿像手提钻一样抖个不停。到处都是面孔，每一张都像是一本没有结局的书中的一页。环视四周，房间里充斥着昨天，也将会充满明天。我坐着思考，好似那些被选中的名字都浮在了空中，我想知道它们中哪一个曾在岘港（Danang），哪一个曾在费卢杰，哪一个曾在阿富汗某个我从没听过的糟糕地方，哪一个染上了致死的毒瘾、有着一位即将离去的妻子，哪一个丧失了超乎自己认知的东西而且比我还要更加关注梦境。我对他们所有人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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