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原住民还是移民，人和城市的关系，是在彼此倾听故事中，拉近的。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太重要、太特殊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太多样、太复杂了。
北京人的标签，既可以属于中关村里的程序员，也可以囊括798中的艺术家；那些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文字民工”、自由画手，也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代言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作“diduanrenkou”的大兴区新建村的“农民工”、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绝对有资格代表北京发言。
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因此“由谁来讲述北京”，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中，定宜庄选择的是老北京人。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 | 定宜庄 胡同里的姑奶奶 、八旗子弟的世界 、府门儿·宅门儿 、生在城南、城墙之外 北京出版社 2017.2
这套书实际上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再版，当时她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定宜庄不得不放宽条件，把1949年前后进入并定居北京的人都纳入访谈对象之内。
这些人很少有声名显赫的，有着普通人的忧患，或者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体察并不普通的动荡与波折。
整个系列有五本，访谈了近百位老北京人。样本庞杂，有满汉蒙回各族，也有伶农商学各业，故事虽然没有惊世骇俗，但也绝对没有套路和模板。
五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讲内城，《生在城南》讲外城，《城墙之外》讲城郊——虽说是城郊，其实最远不超过西苑和圆明园，真是令回龙观的“农村人”汗颜。事实上，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只有二环以内才是城里。
2012年曾有一部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记录了北京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独特的街道，独特的胡同，独特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可以视作这部纪录片的前传，但是时间跨度更长更远，挖掘的问题更深更细。书题虽是写北京，但并不特别在意北京这座城市如何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延续。
北京内城的老北京人以八旗子弟的后裔为主，有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如果翻出家谱，许多人能够追溯到爱新觉罗家族。
清朝是“最后的中华帝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皇族还在紫禁城中生活多年，对北京的市民生活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老北京人自尊、刚烈、有闲，喜欢花鸟鱼虫，喜欢小吃和古玩；尽管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也泾渭分明地区分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的矮楼中，那些生活在新楼房、生活在郊区的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一律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外城和城郊的北京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以汉民和回民为主，生活不像“新八旗子弟”那样悠闲，而是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守坟户（有请福建人念一下）。北京有许多地方以“坟”命名，比如公主坟、索家坟等等；有些不以“坟”字命名，比如劲松。北京的坟地特别多，朝鲜战争时期北京搞建设，许多工厂就是挖坟地改造的。王公贵胄和名门望族一般会雇人守坟，守坟人整户生活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新兴城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劲松原名架松，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因墓前有六株古松得名；如今劲松是北京人口最著名的居民区之一，高楼鳞次栉比，车流拥塞不堪，不仅没有了当初的松涛林海，也很难追存到守坟人的踪迹了。
这是值得警惕的。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人，出于不愿或者不敢，很少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子女大多也没有兴趣打听，渐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用定宜庄的话来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口述史对于保存记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试历史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对话体，被访者讲述，访谈者记录，并不断挖掘更深入的信息。这对访谈者的要求极高，既要对所谈到的主题有相当的深入，又要对意外涉及的领域有灵活的应变。
《生在城南》一册中有几篇关于京剧的访谈，由于定宜庄的不熟悉，就显得有些乏味了。除此之外，定宜庄做这个系列的口述历史是得天独厚的，她的研究领域是清史和满族史，而她本身也是满族人。
作者定宜庄
口述史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使用的可靠的史料，它呈现的只是人身处特定环境和事件时的记忆、心态以及表达的方式。定宜庄是试图通过这些普通人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变迁，自然就免不了提及祖辈父辈，因此也免不了“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从纷繁复杂的口述资料中甄别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访谈者的功底。定宜庄对此十分清楚，任何史料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勘校”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在城南》中的圣安师（李荣），他出生于1926年，却告诉定宜庄自己生于1916年；虽然差了十年，但他所述的一生行迹，居然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这个年龄。2015年圣安师去世，他是否隐瞒、为何隐瞒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充分说明了从口述史到信史的道路上荆棘密布。
我们读近代史，经常看到那些跨越晚清、民国、日据时代以及共和国的人，初见还有些惊起，见多了就不以为怪。“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几乎全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几乎就可以当作北京的近现代史了；而北京在整个中国又如此特殊，因此本书也可以窥见中国的那些年代。书中对某些历史虽有回避，但也不妨碍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书里提到的许多事件，是我之前未曾听说的，比如“抗日杀奸团”，比如1950年的“炮击天安门”，既惊悚，又震撼。（关于这两件事儿，以后会专门写给大家看）我循着这些线索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而另外一些我所熟知的历史，比如日据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老人们的讲述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他们提到与日本人的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日本小孩会欺侮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因此成群结队地去上学。据说日本人在北京，从来没有进过故宫，而北京也不像南京那样被祸害……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没有沙里淘金的眼光，也留待后来的学者发现。
最后用定宜庄在《胡同里的姑奶奶》中的一句话作结：“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这些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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