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杵在老屋的灶台前，守着我妈在烟火间忙忙碌碌地做菜，看她切、洗、炒，大铁锅下面的灶膛里熊熊燃烧着木柴和松针叶。
我看我妈做菜，一是嘴馋，哪怕菜还没熟，也想要先饱一饱眼福。
二是为了享受跟我妈呆在一起的满足感——虽然现在老屋不在了，我也是孩子他妈了，这个习惯还印刻在我的骨血里——我还是喜欢在回家的时候，痴痴地站在灶台边看我妈做菜，然后在锅铲、菜刀、砧板的交响曲中，和她随意地说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
小时候守灶台，有时还会捞一个我很高兴去执行的任务——去给我爷爷奶奶送菜。
那时候因为条件十分拮据，难得逢年过节时会杀鸡宰鸭，或是杀年猪。碰到这种时候，我妈炒好菜会在锅里把那些骨头少的、或是口感好的菜挑出来，用饭碗盛上，让我给爷爷奶奶送去。
爷爷和奶奶吃饭没有桌子，他俩一人一个小方凳，中间放一个比较高而宽的凳子权当他俩的饭桌。
我端了菜去，他俩总会客客气气地说：你们吃就行了，不用打这么多来给我们。
我喜欢这项任务，大约是因为对家庭和睦这种气氛感到愉快和满足。
爷爷奶奶平时自己开火，但过年时我爸妈是一定会去邀请他们到家里团年的。
我爸兄弟四个，还有个最小的妹妹嫁到镇上去了。过年时各位叔叔们也会来邀请爷爷奶奶去他们家，通常他们会选择留在我家过年，因为近。
过年时我妈会忙上一整天，做上一大桌子菜。菜摆上桌，我爸会拿出三个白瓷酒杯，倒酒，摆碗筷，打拱作揖，祭祀祖先，然后到门外点燃一挂大红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过后，请爷爷奶奶上桌，最后才轮到早已迫不及待的我们开吃。
二
我爷爷和奶奶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晚上睡觉之前去蹲厕的习惯，而老屋的茅厕盖在整座房子后面的土坡下。两位老人每天去蹲厕完就会到我家的土灶前坐一坐，和我爸妈絮絮地聊天。
记忆中我爷爷最清晰的影像是夏天太热的时候，他总喜欢打着赤膊，肩膀上搭条汗巾。他的背略弯，眉尾很长，眼袋很重，寡言少语，也不大逗小孩子。
“读书攒劲（努力）一些！”这是他和我奶奶对孙子辈说得最多的话。
他的儿女一辈在荒唐年代被屈辱地剥夺了求学深造的机会，他很希望孙儿辈在读书一途能扬眉吐气。
我爷爷曾是“地主”，他摊上这口锅的原因是早年在外面奔波劳碌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然后置了一点田地。因为这点田地，后来家里财物被瓜分一空，连喂猪的槽都被劫掠走了——从此好事都轮不到他，苦差事都有他的份。
在我上小学时，村里还有熊孩子在我面前说“你爷爷是地主”，我那时是不懂什么是地主的，只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称呼。
爷爷曾被日本人抓去修水库背石头，路上摔了一跤，伤了手，后来他的手总是不受控制地抖抖索索，挟菜很难准确地送到嘴里。
爷爷在的时候，家里的牛都是他老人家每天赶出去放。到了冬天，他会用稻草织一些朴拙的草垫子给我们垫凳子，那可是孩子们的抢手货。
爷爷是得了肝病走的。
确诊时他才60出头，我11岁。
我记得有一回他从医院回来，坐在堂屋的凳子上，我爸妈和各位叔叔婶婶，还有我姑父，一大家子心情沉重地围着他，我模模糊糊知道不好，站在大人的夹缝间看他。
他的袜子不知为什么脱了下来，脚肿得很厉害。他自己弯不下腰，我爸让我去给爷爷把袜子穿上。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笨手笨脚地给他穿上去了。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为我爷爷做过的事。
确诊没多久，他那病到了晚期，肚腹肿胀如鼓。医院不肯收治，便每天躺在老屋的床上，请镇上的医生来帮忙把他的肚子里的水抽出来，聊以减轻他的痛苦。
我姑父看他疼得厉害，不知在哪里听来偏方，征得大家同意，给我爷爷用了干蚂蝗。之后没过几天，我在灶台下帮我妈烧火做饭，我爸忽然从外面冲进来，大声喊着拿鞭炮——我们那里的风俗，人去了要放一挂鞭炮，具体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约是昭告左邻右舍，自己家里有人去了——我被我爸吓了一跳，他拿了鞭炮立刻又往我爷爷住的那边跑。
然后鞭炮就响了起来。
爷爷去了，我奶奶坐着抹泪，嘴里不断喊着“我的好兄弟”；我姑父哭得涕泪交流，认为是自己的偏方加快了爷爷离去的速度。但我爸和叔叔们都知道，即使不是他用偏方，爷爷也并不能多撑几日。
爷爷在的时候，我并没对他有多深的感情和依赖，但是他去后，我经常想他，梦到他，梦里特别清晰。有一回，我们孙儿男女几个，跟大人去给爷爷上坟，想起爷爷生前爱卷旱烟抽，我们便卷了一支烟，给他插在坟前。我总是想他若是活到现在，看到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有多么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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