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过去，批评者时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变异”，并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好和西方相反。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现实世界建立起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而我们用它来做罗盘，运用于观测阴阳风水，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寻求人生的快速致富之道。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因此，技术在使用方向上的“异化”并不为怪。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毕昇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到清朝，活字印刷也未在中国大规模应用，依然是雕版印刷占据主流。为什么？经济理性使然——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
高剑父
汉字被简化之前，字太多了，一本书要用的不同汉字往往在一万个以上。有太多生僻汉字的字模，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字太多还给字模的保存提出了难题。比如，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竟然有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将活字归类存放就是一件很耗费人力的事情，但雕版印刷只需要支付雕刻成本即可，存放简单。
中国的书刊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四书五经”始于先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再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这种“千年不变”的文化书刊市场格局决定了中国印刷产业一定是少品类、大规模的重复印刷。显然，雕版的成本低得多。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
（摘自《南风窗》第21期 作者 谭保罗）
广州医科大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