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过去,批评者时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变异”,并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好和西方相反。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现实世界建立起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而我们用它来做罗盘,运用于观测阴阳风水,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寻求人生的快速致富之道。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因此,技术在使用方向上的“异化”并不为怪。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毕昇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到清朝,活字印刷也未在中国大规模应用,依然是雕版印刷占据主流。为什么?经济理性使然——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
高剑父汉字被简化之前,字太多了,一本书要用的不同汉字往往在一万个以上。有太多生僻汉字的字模,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字太多还给字模的保存提出了难题。比如,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竟然有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将活字归类存放就是一件很耗费人力的事情,但雕版印刷只需要支付雕刻成本即可,存放简单。
中国的书刊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四书五经”始于先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再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这种“千年不变”的文化书刊市场格局决定了中国印刷产业一定是少品类、大规模的重复印刷。显然,雕版的成本低得多。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
(摘自《南风窗》第21期 作者 谭保罗)
广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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