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四九：“思无邪”——立言、读书的根本

《传习录》二四九：“思无邪”——立言、读书的根本

问：“‘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王阳明为黄勉之开了个脑洞，其实，也为天下人开了个脑洞。

你很容易找到三五篇文章的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是记叙文，文章中都有运用了白描的手法，又或者文章都是中国人写就的。如果把这个问题的难度放大，让你找到三百篇文章的共通之处呢？你便不能从细节、手法、形式等微观尺度入手了。更进一步的，如果是为三万篇、三十万篇文章找共通之处呢？恐怕连中观层面的尺度也得弃用。像王阳明讲的那样，为古今中外天下圣贤所说的话找一个共通之处？你恐怕只能从人“立言”的宗旨要义这个宏观尺度入手了。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很显然，孔子对《诗经》三百篇宗旨要义的概括，采用的是宏观尺度。从立言角度讲，作者立言的宗旨都是教人向上、向善、向美的，完全没有什么邪恶的坏念头。同样的道理，作者的假象读者，也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受到正向的、积极的、有价值的作品的影响。立言的作者是“思无邪”的，他希望读者亦能“思无邪”的前提下品味、鉴赏、享受自己的作品。

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个人成为作家的成本越来越低，一本书的诞生越来越容易。这种情况下，用“思无邪”来框定天下的出版物，很难说都在“思无邪”的掌控之内。据说，有些邪恶的音乐出版物，人听了之后，会很快陷入绝望而自杀，被称为“死亡音乐”。还有一些屡禁不绝的小出版物，被出版管理部门直接定义为“精神鸦片”，谁能说那些作者立言的宗旨就一定是“思无邪”呢？更为普遍的，越来越多的人以写书、出书为生，他们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利，这样的动机下，怎么可能做到“思无邪”。非但作者群体，读者群体也是如此，有些读者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谋求精神上的滋养，而是一味地追逐刺激，这本身就与“思无邪”的宗旨要义相违背。

所以，王阳明只能将“思无邪”框定在古今圣贤的范畴，他们立言是“思无邪”的。这便是今天我们一再强调要读古今中外圣贤经典作品的缘由，因为很少有读者能做到自觉免疫，以“思无邪”的初心在“有邪”的作品中汲取无邪的营养。

黄勉之问：“‘思无邪’一句话，怎么能完全涵盖《诗经》三百篇的主旨大义呢？”

阳明先生说：“岂止《诗经》三百篇，整个‘六经’都可以用这一句话贯通，以至于穷尽古今天下圣贤的所有话，‘思无邪’一句话也都可以贯通起来。‘思无邪’之外更有什么主旨大义呢？这才是一了百当的功夫啊！”

重新回到《诗经》，孔子对于《诗经》的贡献在于“删诗”——删除掉不适合教化天下的篇目。严格来讲，孔子对于六经的贡献都是如此——将之从普通文本升级成教化经典。被删定的《诗经》固然如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要忘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能从“思无邪”的作品中读出什么，根本还取决于读者自己的良知。所以，阳明先生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读书的功夫。读书的根本是拿自己的心同圣贤“思无邪”的心相印证，是以自己的“良知”觉知和心印圣贤的“良知”，从而使“良知”的微光愈加光明，进而致自己的良知，以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宗旨。

《诗经·卫风·氓》从正向视角看，可以作为女子大学的教材，教育女子如何识人、辨人。从反向角度看，也可以算作是始乱终弃的渣男们的经典范例。也就是说，倘若舍“良知”而读书，即便是如“思无邪”的《诗经》一样的圣贤经典作品，也很难让一个人获得精神上的营养，很难让一个人“去人欲，存天理”以致良知。要知道，《诗经》中关于巫婆如何跳神，恋爱青年如何与“逾墙”而行，甚至做公公的霸占自己的儿媳妇之类的人间百态，绝不在少数。倘若没有“思无邪”的发心，鬼知道你能从中汲取什么。

“良知”不存，“思无邪”便不存，这种情况下，读多少书，读什么样的书都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