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从一种宏观的角度建立起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和改造，生活中的诸多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
朱熹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理学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在当时的南宋虽然被认为是“伪学”，并且一再受到打压，但却在元明清三朝被立为正宗儒学。康熙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看了朱喜注释的《性理精义》后，在序中说，他读了这本书，“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并且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说“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朱熹治国思想的产物，丝毫也不为过。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高于万物，分殊就是天地万物各自本于“理”且互不相同的理，也就是说花鸟鱼虫皆有“理”且各不相同。人想要通达最高的理，就应当先从万物身上去“格”，格就是推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联系起来反复思考，不知不觉就达到了一定境界，在某一天豁然开朗。
人作为万物之一，也有自己的理，于是就有了一直为后世所诟病的话：“存天理，去人欲”。从字面上看，仿佛天理和人性是对立的，要求人绝情寡欲，也因此被后世所诟病。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朱熹所说的“天理”指的正是人正常的要求，而“人欲”则指的是“私欲”，是指那些超出了正当要求以及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所以，朱熹说：“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出来。随时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他也并不是一概反对人的欲望，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选，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
可见他和孔子一样，是承认“食色，性也”的，他知道人的合理欲求。但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也就说圣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达中庸之道，这就是“天理”，而常人沉溺于“欲”中，就堕人了恶。
为了让人能够不为欲念所吞噬，所以要“明天理”“存天理”，“格物致知”正是朱熹提出的方法。
康熙皇帝曾如此评论：“朱夫子集大成，而系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一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此后的圣人无出朱熹之右者。康熙皇帝本人爱好数学，而格物致知有科学研究的学术精神，因此他交口称赞本不足为怪，但是推崇如此之高，必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朱熹的学问中藏有助于社会统治和江山社稷的道理。
朱熹说“天理”存在于外，而不在人内，客观上把天理和人欲对立了起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所指出的道路是让人们从外去寻求“理”来约束自己的“欲”，正是这一点为统治者找到了驭民之术。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统治者可以任意赋予天下各种规定，可以打着“天理”的幌子来给人民戴上各种镣铐，所以清代学者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的批判相当之尖锐。“以理杀人”与西方的宗教审判都是从精神上来否定一个人。这应该不是朱熹创立学说时想要看到的。
朱熹为后人所诟病的另一个原因与八股文有关。八股文的形式僵化，要求士人阐述圣人之道，很难发表自己的见解，造成了士大夫阶层思想的僵化。而且考试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内容有限，所以士人要应举，主要就是根据朱熹所注《四书章句集注》。当然，圣人也有瑕疵，这仍然无法掩盖朱熹对思想领域带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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