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九一八”事变87周年之际，简主辑录了辽宁巾帼英雄项凤至（又名项效光）回忆文章《我在日本鬼子监狱里》，以悼念当年与日寇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东北同胞。
01 亲眼目睹日寇肆意屠戮我同胞
我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富贵的满族家庭。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祖父也失去了自己的封建权势。家境日趋衰落。当我懂事时已经非常贫寒了。
“九一八”事变后初冬的一个早晨。哈尔滨的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树上、房上、地上都铺上了薄薄的一层霜。街上行人稀少，到处都是死气沉沉。
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事情：路旁一个卖豆腐脑的在那大声地叫卖着。身边有一大桶直冒热气的豆腐脑。那人大约有四十多岁，身穿一身旧的退了色的棉衣，外面套着一个破了的补了又补的棉坎肩，头戴一顶破粘帽。
来了个日本鬼子，要喝豆腐脑，那人急忙给他盛了一碗。可那日本鬼子并不吃，从兜里掏出一包东西，放在碗里，然后又倒进豆腐脑桶里，抢过卖豆腐脑人手中的勺子，在桶里绞和绞和，嘴里叨咕着什么，然后就站在一边看着。
一会来了个中国人买碗豆腐脑，喝完了，走不到十米远，就倒地口吐鲜血死了！我的心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直想往家跑。可我两腿直打颤，走不动了，惊呆了......
这时只见那鬼子吹了一声哨，不一会就来了一辆囚车，把那死了的人拽上了囚车，拉走了。然后让那人继续卖。卖豆腐脑的不敢反抗，就乖乖地站在那里，等着第二个“上钩”的人。
果然不一会儿，又来了个中国人要喝豆腐脑。手递着钱，等着盛豆腐脑。可那卖豆腐脑的不接他的钱，也不给他盛，眼睛冒着火，盯盯地看着他。
要喝豆腐脑的人等不耐烦了，大声喊道：“买豆腐脑！你怎么不给我盛啊？”
卖豆腐脑的猛地握起拳头向那人打去。嘴里骂道：“你瞎了！你踩我的脚！......”
卖豆腐脑的人是为了救更多的中国人，把那桶豆腐脑推倒了！他不敢直接反抗，可也没免了死！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卖卖豆腐脑就把人没了，这家里人得如何受得了啊！还有那个刚刚被害死的......
我的心纠得难受！！！为什么日本鬼子敢到我们的国土上如此胡作非为！！！这么残忍！！！我惊恐、愤恨！百感交集。卖豆腐脑的人的机智、勇敢、勇于牺牲的精神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小时候，哈尔滨有好多外国人。黄毛的、白毛的、黄眼睛的、蓝眼睛的、大鼻子的、小胡子的......他们穿的、戴的都比中国人强多了，而且还都是那么耀武扬威的。这些在我的心里都是迷。为什么？！为什么？
在学校里，我认识了进步同学黄凤英，朱振华，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得到了答案。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知道了中国如何被称为“东亚病夫”。
腐败无能的中国当局，割地让土，外国货像决堤的洪水，涌进中国市场，严重地冲击着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相继破产，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严重失业，谋生相当困难。中华民族面临着相当困难，灾祸交加严重的时刻。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大举进攻沈阳。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在“满蒙”建立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在叛国贼汪精卫，张景惠的通融下，一枪没放就把地大物博的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遭了大劫，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四万同胞惨遭杀害，民族祸福的大问题摆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愤然组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又在各大、小城市组织广大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我和黄凤英、宋振华也参加了这个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当时的领导是哈市道外北道街毛织厂女工代名叫“黄大姐”。
“黄大姐”领导我们组织了“反帝爱国示威游行运动”。在那次示威游行运动中，我担任宣传工作。贴标语、撒传单、街头讲演，痛斥祖国东北失守、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抢掠的罪行。
游行队伍里有毛织厂工人，一中、二中的学生，也有女子小学的学生，人们拿着小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
队伍从二十道街毛织厂出发。一路上,我们贴标语、撒传单、讲演、喊口号。当队伍行至西门脸（景阳街）时，来了一大批警察，他们用水枪冲，用枪托打。这些警察就是卖国贼张景惠派来镇压的。游行的群众赤手空拳，无以抵抗。队伍被冲散了。我的同学们也不知去向了。后来朱振化华、黄凤英都搬走了。“黄大姐”也无了踪影。以后再没见到他们。
我亲眼目睹日本鬼子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民，哈尔滨满街跑着抓人的囚车，到处呈现着白色恐怖，中国人尸体遍地，狼烟四起，残不忍赌！这一切都激发着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渴望解放的心理。
02 我参加了抗日活动
“9.18”事变后，我的叔父也在艰苦的生活折磨下病故了。一家老小9口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父亲的肩上。生活的逼迫，我不得不停学。
1934年春，同学王贵全介绍我到道外郁民绣花厂做工。在这里我认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陈素云、张春燕。我一入厂就和她们情投意合。半年多，我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密友，无话不谈，她们宣传抗日正是我的渴望。
于1935年夏，由她们俩介绍我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国妇女抗日救国会”，公开名义是“大众读书会”。并把我交给艾凤林直接领导。她们告诉我艾凤林是哈尔滨地下市委妇联主任。我担任宣传工作，任东付家区宣传部长兼妇救会主任。之后她们就离开了郁民绣花厂。
加入组织不久，艾凤林送来一卷抗日救国的传单，让我发出去。我就领着小弟弟妹妹在戏院门前，窗户旁边，这看看，那看看，转悠一会，看没有人，瞅人不注意，就用小石头压在窗台上一堆，再让小弟弟象玩似的，趁人不妨，用砖头压在大门旁一堆......就这样就把那些传单发出去了。艾凤林表扬了我。
后来我发展了4名同学参加抗日组织。有韩同江、任贵珍、李晓凡、李俊华。他们也帮我一同去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给我们的任务。
艾凤林是我单线联系的领导人
艾凤林是个农村妇女,她梳着短发，衣着不象农村妇女那么土气，比较讲究，可能是革命的需要吧？她没有文化,但有工作经验。她给我讲革命的道理，教我唱革命的歌：
“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血和刺刀，劈开我们自己的路。勇敢向前奋斗！向前到胜利！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为了救国，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坚决抗日到胜利！”
我就把在艾凤林那学来的革命道理和歌再传达给我发展的同志。
我时常接受送情报、撒传单的任务。
1936年，哈尔滨被称为“铁桶式的敌管区”。日寇在各个关口封锁很严。从南16道街到北15道街，就有两个警察暑。我家住在中16道街，位于华乐戏院的东楼。院内还有个大妓院“德凤下处”。是什么“长官”、“特务头子”、“警察”等常来往之地。便衣特务到处溜串，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领导很担心。
但我是在这块土地长大的，对这一带的大街小巷都熟悉。每次接受情报任务都能顺利完成。这些情报，有时用“女子四书”夹着，有时放在花样图案里，有时卷在报纸里。送情报时，一路上特别警惕，哪里敢直接回头看看有没有“尾巴”，都得想办法哈腰提鞋，或者假装回头找东西，借机偷着瞅后面有没有跟踪的。
那时我象个小傻子，什么也不怕，上级给个什么任务，就想方设法地完成。艾凤林曾经风趣的跟我说：“我跟领导说你是‘傻大胆’，领导却说你不是‘傻大胆’，而是胆大心细，敢做敢为的大胆人”。艾凤林告诉我领导对我评价很高。我确实既胆大又很谨慎。不谨慎就要被杀头，能不谨慎吗？
如何能更好地宣传抗日开展工作呢？最初在家庭环境和生活的压力下，我的行动很困难。我家老人的封建意识很浓重，对我外出限制得很严。阻碍着我的工作。如何能取得出入自由呢？我整天琢磨着。
碰巧，1936年春天的3月，在大世界楼下成立一个“道德会”，离我家不远。“道德会”专讲妇德女道，学《女子四书》，于是我就求祖母最信任的邻居说情，让我上“道德会”学道，念四书。“道德会”是早4点到6点学习四书，晚6点到8点讲道。“道德会”早晚来往人少，这个时间又不耽误我干活，终于得到了奶奶和婶娘的同意。我高兴极了，即刻就报名参加了。
在“道德会”学习的内容有“三界五行”、“五行性理”等。我发现“五行性理”最受听众欢迎。特别是劳动群众，男女都爱听，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生活中，饱尝了压迫和剥削，在那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的社会的压榨下，都形成了一种粗鲁而又只能生闷气的性格。我用“五行性理”解开他们的气疙瘩，联系生活实际，帮助他们提高对事物的认识，为他们疗病。
为此得到听众的好评。后来有些听众就特别要求“项姑娘”给讲“五行性理”。这给我创造了讲演信誉和接触广大群众的条件。
由于讲病受到欢迎，我得到“道德会”主办人和施主的信任。于是我参加了他们的“游行演讲团”并被推选为“游行演讲团”团长。这就更方便了我的工作。我在“游行讲演团”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姐姐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好吗？”
“不行，你快睡觉！这不能给你看！”
“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你不给我看，我就给你告诉奶奶......”
“妹妹你别闹，姐姐这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看！”
“我就是要看看，什么好东西不能给别人看？”,妹妹说着就来抢我手中的小册子。我急忙一躲，“啪！”被我拽进被窝的灯泡猛的收回，撞在墙上打个粉碎。
“谁干什么呢？你俩整什么呢？还不睡觉！”爸爸听到了声音，厉声喝呼我们。我俩吓得赶紧蒙上被，不敢动了......
通过与艾凤林的接触，我逐步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那小册子就是艾凤林给我的,她告诉我这是党的机密文件，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是给我学习的。标题是“满洲省委抗日救国纲领”，用美能纸复写的，字很小，共6页。
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着。我心中有了指路明灯，有了奋斗目标。明确了该如何努力去工作。可是我白天不敢拿出来看，只能在夜晚在被窝里看。我和妹妹住在一个小屋里，我把电灯扯到被窝里，借着灯光读着，让妹妹发现了，她出于好奇跟我捣乱，可她哪里知道我看的东西是何等重要，怎么能随便给她看啊......
03 四.一五事件中我被捕了
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增强抗日救国力量，我和我发展的同志韩同江一起，用自己做工挣的钱，在道外12道街一个手工业针织厂的大院里，租了一间半房，办了个小学生课外补习学社。取名“崇德补习学社”。
这个院里有织袜子、毛巾、手套等几个手工业厂子。工人较多，来补课的学生都是这里工人的孩子。这样我们就有条件联系工人了。起初只有20来个小学生。是1-3年级的学生。我教语文,韩同江教数学。
房东王静波是韩的好友，我和韩是这个学社的创办者，为了使学社能稳定地办下去，我们请房东太太韩雅芝做学社社长，韩同江做总务工作，我做主要教师。房费每月3元，社长的工资，我们给她10元。那个年头，我绣花每月最多能挣15、6元，学生缴费最多的5角，也有3角、2角的，太困难的就免费。
我和韩同江负责学社的一切费用。我们虽然文化不高，但教得认真耐心，学生越来越多，后来尽达到40多个。我们就借着和家长接触的过程中，找机会和家长攀谈，宣传抗日救国。
有一天附近来了几个没有文化的妇女，来问我：“老娘们来学习要不要？”，她们都是补习学社的学生的家长，平时愿意听我谈话。她们有的还抱着小孩儿。
我没有这个准备，当时迟疑了一下，可我即刻灵机一动，高兴地回答说：“只要能坚持不断学习，多大岁数的妇女，我们都要。收学费和小学生一样。家庭困难的可以免费。妇女多了，我们可以为妇女另立个班。学习时间根据大家的家务条件，大家商讨规定。既能学习又不耽误做家务事。”
听我这么说，她们挺高兴，都回去做做准备，并且也帮助我宣传。不久，就有10多个妇女来学习了。就这样妇女学习班办起来了。在我们心中，这个补习班就是“大众学社”，让学社发展扩大，逐渐与“大众读书会”连成一片。在这个学社学习的成员，他们有钱多缴点，没钱照样来学。学社越办越兴旺。房东被我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和太太一起加入了“中国妇女抗日救国会”。
我向艾凤林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艾凤林非常满意。一天在道德会接头时，告诉我，上级决定让我担当“中国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职务。任务是大量发展坚定的爱国分子。
我向她提出要求入党的愿望，说明我愿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多做贡献的决心。她赞同我的要求，答应把我的要求向上级领导汇报。并说：“其实你已经在做着共产党员做的工作了。”
1936年12月28日早晨，艾凤林很高兴地来找我，郑重地说：“组织上批准你加入共产党了！”
当天晚上8点钟，我俩就在道德会的后院，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举起右手，向党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坚决抗日救国！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视死保卫祖国山河！坚决抗日到底！......”
我的心激动得很,此时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路而庆幸。从那时起，我的生命就交给了党。
宣完誓，艾凤林又告诉我，她在小组会上，把我的工作情况详细汇报了，领导们都非常满意。她说：“领导称赞你有智慧、有能力、胆大、沉着，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创造工作条件，敢冲、敢上，很勇敢。领导们都说‘咱们先锋队里多了一名小干将！’组织上对你很信任。想把你调上去。”
“咋个调上去呀？”我问。
“这个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并告诉我以后要有地下市委的一位领导来和我接头。具体时间、接头地点另行通知。
临走艾凤林又给了我一份让我学习的文件。还给我一小卷卷得很紧的报纸，让我次日早上5点钟送到北12道街，光裕小学（回民小学），一位女教师的手里。艾凤林告诉我那女教师在校门左边站着，30岁左右，她的衣着打扮，见面的暗号都告诉我了，我按着艾的所示，及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那竟是最后的一次为党送情报。
这来和我接头的地下市委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天天盼望着，急切地等待着。
我等啊，等啊。好久也不见那位地下市委领导来和我接头，也不见艾凤林的踪影。难道出了问题了？我的心情好沉重。便天天到暗号的地方去查看。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1937年旧历3月初7的早晨，我到暗号处发现“危险”的标志。当时我就楞住了。但我即刻想到文件和小册子，马上奔回家，刚走到楼梯口，对面屋的刘大娘在那里等着我，见了我就用手势让我到她家楼下后屋。
我料到事情的不妙，没等我问，大娘就告诉我：“有两个特务，进你家就开始翻，把你家里外都翻遍了，不知他们找什么？边翻边问你爸爸，‘你姑娘上哪去了？’你爸说‘不知道.....’下话还没说出来,小个子特务就把你爸一顿打,你爸被打昏了,你奶向他们求情说：‘他是病人，姑娘一早出去，他还在睡觉，他确实不知道。’”
听了这话，我气愤极了！
大娘看我脸色不好，就说：“你可不能哭啊！”
我不会哭！我只是气得心里发冷。我问大娘：“他们到底翻到了什么没有？”
大娘说：“特务问你奶：‘你家姑娘的东西都放在哪里？’你妈怕他们打你奶，就忙说：‘姑娘的东西都在这里’，顺手就把你日常做活的包拿给他们。他俩打开包细细地翻看，看完了就气呼呼地扬到一边，又把床底下翻个臭够，他俩就坐到一边说些日本话，看样子还想要翻什么。”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有点底了。但是我怎么能回家去呢？这时大娘对我说：“我给你拿钱，你快到你大舅家躲躲。”
可是我想的是文件和小册子。那份“抗日纲领”啊。倘若被特务收去，岂不要坑害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吗！所以我想我不回家是不行的。不觉中我脱口说出“不行！”
大娘说：“怎么不行！？你走后，我告诉你奶一声就行了。”
我向大娘说：“您一向疼爱我，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您也知道我从小没妈，我的继母厚道、善良，我要是就这样走了，我的爸爸奶奶会难过的。我想求您帮一下，让我和奶奶他们见上一面再走。他们也好放心。”
大娘想了一想，说：“好吧，我到你家去看看。”
她一边把钱拿给我，一边比划着告诉我：她找机会让特务到她家饭馆吃饭，他俩若不去，她就咳两声，让我赶快上车站买票到我大舅家去；他俩若是去吃饭，她就咳一声，我就马上从后门上楼，告诉我奶一声就赶快下来奔车站。说着大娘就快步去我家。
不一会儿，听见大娘一声咳嗦，我象得了救命的令一样，赶紧跑上楼，一进屋，妈妈奶奶都问我话，我顾不上回答，一头钻进小里屋，从苹果箱子的铁皮逢里取出文件和小册子，迅速送到炉灶里烧掉了。
我的心松快了。走到爸爸身边，看见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还流着血，我难过极了！哽咽着说：“奶奶、爸爸，我没做坏事，我做的不是坏事。您们都放心......”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刘大娘高声喊：“贵客上楼了！”
我知道这是大娘给我的暗号。这时又听特务厉声说：“喊什么？去！不要你来！”
爸爸躺在炕边，有气无力地用手式叫我快走吧！我淌着揪心的泪水，走出了房门。特务已经上楼了，我来不及走脱了。就这样，我被捕了。
04 可恨的叛徒出卖了我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有名的“4.15”事件。我就是在那一次被捕的，蹲进了日本鬼子的监狱。……
我被蒙上了眼睛，小电驴子把我送到南岗警察厅特务科（现在东北烈士馆）。第一个审讯我的是日本警佐，外号叫“林大鬼头”（后来知道他就是当时审讯赵一曼的日寇）。
他问我：“你的，多大年纪？”
我说；“17。”我长得瘦小，那年22岁，户口报17岁。
他怔怔地看了翻译一眼。那个翻译是中国人，他们叫他周翻译。
周说：“17岁了。”
他又问：“你的什么名字”？
“项凤至。”
“什么的干活？”
“绣花。”
问完这些，他晃晃脑袋，然后突然瞪起眼睛说：“你的共产党的是，撒谎的不行，我们通通的知道，你的东付家区宣传部长的干活，中国妇救会的干活，人的大大的有”。
我听了这话心头不由一震，这些情况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上级出了问题？
我正在想着，他啪的一声使劲拍了一下桌子，象野兽一般嚎叫起来：“你的名字‘项效光’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我们通通的抓来了，你实话的快快说了，好处大大的有，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我说：“我是道德会演讲员，只会讲道德，你说的话，我不懂。”
周用日本话翻了我的话。林大鬼头腾地站了起来，瞪着眼吼道：“八嘎！你的什么不懂！”上前左右开弓，打得我眼睛直冒金花，脑袋嗡嗡作响，嘴出血了。
他又问我：“艾凤林的你的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一脚把我踢倒在地，接着就用皮鞭抽我，我昏了过去。鬼子用凉水把我喷醒过来，还问我：
“艾凤林的你的知道？”
我仍然说：“不知道。”
林大鬼头吼道：“艾的拿来看看！”
艾凤林被带到我的面前，顿时我完全明白了。她已经成了可耻的叛徒！
鬼子指着艾凤林问我：“怎么样，你的知道不知道？”
我的脑子里先是“嗡”的一下，然后迅速沉静下来，考虑着对策。这时我试探地说：
“是她呀！她不是叫王树枝吗（艾凤林的化名）？她去道德会听过道，她要入道德会让我做介绍人，我和她只是见过几次面，不太了解她，所以没管她的事。可能因为这个她生我的气了，以后再也没去。”
说这话时我看着艾凤林，意思是期望着她让她按照我的话说。鬼子用竹板拍着艾凤林的脑袋说：
“你的说话！”
我面对着艾凤林，挺直胸膛，冷冷地看着她。她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说：
“小项，你就实说了吧，早晚也得说，咱们的事我都说了......”
我没等她说完，早就气得火冒头顶了，我愤怒地指责她：
“你胡说什么！我和你没冤没仇，干什么这么害我？你不觉得丧良心！”
艾凤林被我问得无话可讲，一直低着头。鬼子一见这种情况，一挥手让伪警把艾凤林带了出去，回头对翻译说了几句鬼话。翻译说：
“走吧！带你到幸福的地方去看看吧！”
在特务科阴森恐怖的刑审室里，血腥味和煤油味直刺鼻孔，每个刑审室里都不时地传出撕裂人心的惨叫声和敌人歇斯底里地咆哮声。
我被拽到第七刑审室门前（现在东北烈士馆的地下室）。鬼子问我：
“艾的话，你的明白？！”
我说：“不明白。”
他说：“好，你的看看就明白了！”
门开了，哎呀！血淋淋的活人吊在空中！有的血肉模糊看不出模样；有的奄奄一息；还有的躺在血水混合的洋灰地上，已经停止了呼吸；更残忍的是肚皮被打破，肠子淌了出来，还在那里吊着呢！
我一个小姑娘哪里见过这样的残酷场面！我一下子昏迷过去了。
05 在警察厅遭受拷问
鬼子狼般地狂叫，我被惊醒过来。林大鬼头指着被折磨将要死去的爱国青年说：
“你的实话的不说，他们一样地干活！你的好好地看看，明白吗？！”
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我在想：看在眼里，铭刻在心上了。多么好的中华儿女，被你们打得血肉四溅！哪个不是他爹娘的爱儿！眼前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他们的死足以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豪壮气势。不看尤可，见之刺心，只能增强我抗日救国的意志！
“明白了，你的快说！你的中国妇救会妇女部长的干活？人的大大的有！”
我不回答。
“啪、啪、啪……”这时鞭子雨点似地向我的头上、身上抽来。那鬼子一直打累了，才住手。这突如其来的鞭打，我先是一惊，后来就麻木了，鞭子停下的时候，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个日寇把我架起来，狞笑着对我说：
“你的好好地看看，大大的共产党通通地抓来了！你的小小的共产党，太君的不要，实话的快快说了，你的快快地回家。”
又用皮鞭指着一个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人问我：
“他的是你的什么领导的干活？”
他这一问，我的心倒轻松了好多，原来他们是连唬带蒙。
我说：“不认识。”
又是一顿鞭子更猛烈地向我劈头盖脑地抽来。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了过去。
我挺住了鬼子的毒打
醒来时，我感觉到全身剧痛，口渴得难受。我慢慢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了小鬼子，只有一个伪警在那里打盹，还有几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躺在地上。
面对这残酷至极的现实，心中无限愤慨！难道你们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图”就是这样用中华民族的血肉来建筑的吗？一个国家的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残害！想着想着，我悲愤地哭起来了。
哭声惊动了看守伪警，他站起身，走到门边，推开门，往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门关上了，来到我的身边，小声说：
“你哭有什么用？你看他们哪个不比你强？”他指着那些受刑的躺着的人，又把声音放得很低说：
“心要宽，争取活着！”
听了这话，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示意不让我说话。我微微点了点头，小声说：
“给我点水喝吧。”
他出去了，一会端来一碗温乎乎的水，递给我说：
“慢慢喝，离天亮还早呢。”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塞在我的手里说：“吃点东西，增加抵抗力，只要能活着，就有出头之日。”
真没想到在这里还有这样的好人。
不久房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日本鬼子，一直走到我的跟前，我知道一场新的刑审又要开始了。我暗想，让你们随便打吧，打死我少遭罪，打不死我就有报仇之日。要口供半句休想！
这个鬼子更凶狠，他把我的手脚全交叉着绑了起来，用木杠子串在胳膊腕上，吊在大梁上，然后使劲地悠，一会我的胳膊腕的皮肉就被拧烂了，疼痛刺心。
恶鬼用完了悠刑，又用竹板狠狠地敲我的脑袋问：
“你的妇救会的人大大的有。通通地说出来就放了你！”
我仍然说：“不知道”。
他用竹板狠狠地打我的头，用鞭子猛劲地抽，那鞭子条条带血，竹板子上挂着皮肉。我一阵眩晕又昏过去了。
日寇的狂笑声把我惊醒了。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默念入党的誓言：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坚决抗日到底，直到胜利........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决不叛党!”
日寇见我横心等死的样子，就撕破嗓子的吼叫：
“你的说话的没有，快快地死了死了的有！”说着就用烟头烧吊着我的绳子，气急败坏地喊：
“快快地摔死！快快地摔死了！”
绳子烧断了，我被摔在水泥地上，昏过去了。
不知什么人把我救护唤醒过来，我的浑身疼痛难忍。我的头、脸、胳膊都摔坏了；嘴肿得张不开，闭不上；门牙几乎都磕掉了，有的还连着肉；手腕、脚脖子被绳子撸得露出了骨头；全身湿乎乎地沾着血和水。
刑审室里只有一个看守警，那些受刑的人，不知让日本鬼子都给弄哪里去了。
那看守警看我醒过来了，推开门走了，回来时拿着一包手纸，看看我把手纸放在一边，又把烧人用的棉花撕一块递给我。示意让我擦擦嘴、脸上的血和泥。可是我的嘴脸摸都不敢摸，怎么还能擦！
那看守警走到我的身边，小声说：
“我给你点药吃，你别怕。”
我没有任何表示，他把药一勺一勺的喂我。我自问：难道他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艾凤林叛变了，她出卖了党，出卖了革命同志。她把她所知道的都供出去了。她告诉日本鬼子，我是共产党员，我是东付家区宣传部长兼妇女救国会的妇女部长，我发展的同志：韩同江、任贵珍、李晓凡、李俊华，这四名同志的名字也都供给了敌人（补习学社的王静文和他的妻子，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汇报，她不知道）。
因为有她的叮咬，我受刑很重。幸好我在被捕之前，把党的机密文件已销毁；再者，我和她是单线联系，我发展的同志，她都没见过面。为了保护这四名同志，敌人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
06 南岗拘留所再遭酷刑
天亮了，我被推上了囚车，里面有十几个人，都被打得不象样子。我和一个朝鲜姑娘被送到南岗警察署的拘留所。救过赵一曼的韩护士，也在这里。
下午六点多种，在特务科值夜班的那个伪警来了，和这里的看守姓赵的说话提到我，赵问：
“怎么把这个姑娘打得这么惨？”
伪警说：“艾凤林说她是地下党区委宣传部长，又是抗联妇救会区委主任。日本人问她，她说什么也不知道，就一个不知道，从昨晚九点多钟一直到下半夜，就折磨成这个样子。就这样也没有二话，还是不知道，她说自己是道德会的讲演员，看样可能是……”
伪警又告诉姓赵的开饭时多给我点咸菜，让我多吃点饭。姓赵的说：
“她的嘴喝水都不好使，还能吃饭？”
他俩小声嘀咕几句，只听伪警说：“这小姑娘太可怜了！”
说完就走了。半个多小时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小瓶牛奶。
姓赵的看守先用棍子捅捅那个朝鲜姑娘，又用手势让我看看她是否睡了。她的伤比我轻。我看看她确实睡了。
这时看守用手势让我把奶瓶接过来喝奶。我不肯，一则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二则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吃的东西。他俩很着急，看守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这是同胞对你的诚意，望你赶快拿去。”
我看他们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就接过了奶瓶，慢慢地喝了。他们很高兴。那个姓赵的小声告诉我：
“记住，昨天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改口。”
我的宁死不屈在这里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看来他们真的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便向他们要笔用一下，看守很快拿给我。我在纸条后面写道：
“昨天又从东付家区抓人了吗？”
伪警用手势表示没有。并小声说：
“全是鬼子诈语。”
我心里有了底，我和艾凤林是单线联系，她所知道的也就是我和她之间的事，这不怕，尽管她怎么说，有道德会讲演员的身份完全可以掩护组织。于是我决定就用道德会讲演员的身份驳斥推翻叛徒的口供。
在南岗警察暑拘留所里，同狱的还有口琴社的三个女学生。她们是：崔海玉（鲜族）、金贞淑（鲜族）、谢中文。口琴社和我们是一个组织系统，由于单线联系，各有个的领导。她们受刑也都很重。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伤势刚刚好了一点。一天吃过难咽的午饭，一个姓肖的看守喊：
“项效光，出来！”
我又被送到了特务科，一个日本鬼子的官命令说：
“送到第七刑审室去！”
审我的鬼子叫小野？郎，还有叫神户五郎的，他们问我：
“你的说不说？！你的妇救会的人的大大的有！韩同江、李晓凡......他们都是妇救会的什么的干活?他们都住在哪里?”
看我没吱声，就轮起了大皮鞭子。我由于刑伤未愈，身体虚弱，不多时就昏过去了。
他们用凉水喷醒了我，那个叫小野？郎的喘着粗气向我狂叫着：
“你的说！妇救会的人哪里的有？说了，大官的做。你的事情我们通通的明白，实话的不说，快快地枪毙！”
这时我遍身的伤剧烈的疼痛，心脏难受得要命，我紧紧地闭上了双目，心里想，任你们打吧，死了，我也什么不能说。
他们又把我绑在长木凳上，脑袋倒搭拉着，准备用喷雾器往我的鼻子里灌混合煤油的辣椒水。
这时艾凤林又被推到我的面前。鬼子用鞭子杆顶着她的后背对她说：
“你的，跟她说！”
艾凤林说：“小项，你就别自找苦吃了，你不承认是不行的，咱的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也被抓来了，咱俩的事，我也都说了，你不承认怎么能行啊？我劝你想开些，别活路不走……”
没等她说完，我狠狠地吐她，骂她：
“你这条疯狗！你胡咬，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只是在道德会见了几面，我讲道，你听道，你胡说什么！为什么这样害乎我！？”
那个叫小野？郎的看我在证人面前还不承认，就命令那个叫神户五郎的鬼子往我的鼻子里灌混合煤油的辣椒水。
我只觉得眼前发黑，气喘不上来，猛烈的呕吐，吐出的都是血水，几乎心肝都要吐出来，痛苦极了，当时我只盼速死。
日寇看我恒心等死的样子就停下来，吼叫着逼我说话。我闭着眼睛缓好了气说：
“你们说的这个艾凤林，她不叫艾凤林，她叫王树枝（王树枝是她的化名），我是学道德讲道德的人，我不能说谎话，我就知道讲道德，王树枝说的话，我根本不懂。你们硬叫我说什么呢？你说的那几个人都是我的同学,住在哪里我不知道。”
日寇听了气得哇啦哇啦乱叫，继续把辣椒水交替着往我的鼻孔和嘴巴里灌。我又咳又呛的剧烈挣扎, 鬼子边问边灌, 把我的肚子灌涨起来，又用脚使劲踩,混杂着鲜血的辣椒水从我的嘴里、鼻孔里一股一股地涌出来......。我被灌得死去活来,头和胸部象开裂般地疼痛，不停的剧烈咳嗽象是要把五脏六腑吐出来似的……。
在刑审室里，鬼子见我仍不开口，那个叫神户五郎的鬼子抓住我的辫子，用绳子绑上，吊在了横木杆子上悠，一会儿的工夫，我的头皮被撕破，血流出来，我昏过去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见狱中的难友们围在我的身边。她们一个个流着眼泪，为我剪辫子、擦血。我浑身象个血人，辫子也凝成了一个血棍。她们一边给我剪辫子，一边说：
“以后我们就叫小项‘项大辫’，永远记住她，永远记住日本鬼子残害我们的证据！”
她们让看守警给我买来药，给我治疗，精心地照料我。我活过来了。
一个多月后，我的刑伤渐愈，神志也恢复了。鬼子又来传我：
“项效光！”
新的审讯又开始了，鬼子对我松松紧紧,见无效果,就动大刑.....
就这样在狱中，我尝遍了日本鬼子的各种酷刑：
电刑，把我的手脚戴上手铐脚镣，通上电，我即刻神经麻木，人事不醒。
水刑，仰天绑在长凳上，往鼻子里灌混合煤油的辣椒水......
上大挂，反剪双臂吊起在大梁上，打、悠、摔......
坐老虎凳，大腿用大绳绑紧，往脚跟下垫砖头，拗得腿骨嘎嘎作响，膝盖脱臼......
烧背花，把棉花沾上煤油点燃了放在背上，烧得青烟直冒，皮焦肉烂......
每当受刑时，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默念加入共产党的誓言：
“誓死保卫祖国山河！坚决抗日到底！”......
我尝遍了日本鬼子的种种酷刑
几番生死!我的心脏病就是当时受电刑所至，我胳膊、手腕骨突出，就是当时上大挂留下的痕迹。我们当时戴的手铐脚镣是哈尔滨头号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卖国贼姚喜九奉献给日本鬼子的。那是特制的带锯齿的，你动一动，它就紧一紧，卡进肉里，卡到骨头......
每当酷刑后,回到狱里,疼痛难忍时,我不愿意哼哼,觉得那样让日本鬼子看中国人没骨气。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加入救国会时唱的那首歌：
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血和刺刀，
劈开我们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奋斗！
向前到胜利！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先锋队，
为了救国，不怕牺牲，不怕流血，
坚决抗日到胜利！
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救国救到底！
直到胜利!胜利!”
这支歌支持下，我挺过酷刑,战胜疼痛。在狱里不敢大声唱,怕暴露身份,我就闭着眼,在嗓子眼里哼着歌词，别人还以为我疼得说胡话呢。我的身上全是刑伤，印满了日本鬼子的罪恶！
07 在道里监狱的日子
三个多月后，我被转到道里刑事科羁押。据刑事科的看守说，我住的那间牢房所押的人都是重要的政治犯。赵一曼和救赵一曼的护士韩秉义，都在这里关押过。
我来这里不久，崔海玉、金贞淑、谢中文也都陆续来了。后来又新来了几个政治犯，她们是吕若珍、关玉贞、杨桂珍（又名关若明），她们都是地下党员。吕若珍是党的联络员；关玉贞在大汽车上售票，是党的交通员；杨桂珍是南岗邮政街党小组的骨干。她们都是口琴社案件内的。在她们口中，我才知道艾凤林咬进了很多人。同她假设家庭的冯策安——地下市委宣传部长也被她牵扯入狱，也受尽酷刑。
和我同狱的这几个女地下党员，年岁都不大，但都很坚贞，有中国人的志气。她们身上被日寇用棉球沾煤油烧得烂到了骨头，大夫换药时，她们疼得偷偷流泪，却不叫一声苦。
她们都比我长得高，都把我当小妹妹看。在给我换药时，她们问我：
“你为什么只咬牙流泪，不放声哭？”
我说：“我看你们都忍痛不叫苦，我也就不好意思放声大哭呗。再说我们不能让日本鬼子看我们中国人没骨气！”
说得大家都流着泪，互相鼓励地握着手。
后来我又被押到了法院的监狱里。大概是敌人实在要不出我的口供吧。这里押的大多数是刑事犯，只有我是政治犯。
看守是一个洋奴气十足的老太婆。最初，有些犯人看我伤情很重，就照顾我，给我点水喝啥的，然而一旦被看狱婆看见，轻则骂她们几句，重则举手就打。并威胁她们说：
“这样人，不能可怜呢！要是让日本太君知道了可了不得！连累上，不死也得扒层皮！”
然后又小声嘀咕几句，又稍大声说：
“她的事没完，耗子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呢！”
让她这一吓唬，大家真的不敢和我接近了。
因为我的刑伤很重，每天都有大夫来给换药。看样子大夫很同情我，在给我换药时，总是很小心轻轻地动，遇到大伤口溃烂的地方，慢慢地轻擦，有时还给我打一针。
过了些日子，大夫看我仍非常虚弱，就问我每天吃多少饭？我告诉大夫，我每天只能吃到很少很少一点点饭，还喝不到水。
不知道大夫是怎么汇报的，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来了一个伪警长和一个日本什么官，带一名翻译，来查狱。
首先看看我的伤，我一见到日寇就压不住心头怒火！我闭着眼睛，蹲在墙边，一动不动。
后来那鬼子官让翻译问我话，我就把老狱婆克扣我的饭，不给我水喝的事全说了。
鬼子仔细打量我一阵，可能是看到我憔悴不堪的样子，觉得一时口供难要，所以就怒气冲冲地叫狱婆，狱婆正要给她的太君行礼，没想到被她的太君一脚踢了个仰面朝天，她赶紧爬起来，点头哈腰不住地说,是,是......
鬼子指着我说了一顿日语,翻译对狱婆说：
“要好好给她饭吃，喝水，吃药不给水不行。”
狱婆却当面撒谎，说我每天都吃得不少，翻译看了看我，我说：
“每天给我多少饭，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别人给我点喝药的水，还被她打了一顿。你问大家吧！”
那些犯人都向翻译点点头，表示我说的都是真话。翻译又对鬼子翻了一顿日语。鬼子扯住狱婆就是一顿耳光，边打边骂，打够了命令的对她说：
“她的水大大的给！”
从此狱婆再也不敢克扣我的饭、水了。
鬼子所以给我治病，又不让饿死我，其目的在于想要我的口供。再则我的公开身份是道德会的讲演员，又是讲演团的团长，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打死一个道德会讲演团团长，对日本侵略者是无益的，也许他们也要考虑伪装的舆论吧。
渐渐的我的伤好多了，神志也恢复了，头也不那么昏疼了，能读书了。这里规定可以看的书有七侠五义小说。我就读这些小说，然后把故事讲给他们听（她们都没有文化）。她们都非常爱听。我就结合她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偷偷的悄悄的个别的和她们交流（怕暴露我的身份）。把妇女解放、民族解放、解放全人类的道理融在故事中，讲给她们听。使她们受到启发。逐步地我就大胆地给她们讲时局，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告诉她们只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要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她们都是中国人，她们都是深受三座大山欺压的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听我讲的这些道理，她们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一切。她们个个摩拳擦掌，握紧拳头......争取好好活着，一旦有出头之日,能出去，就抗日！就这样我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深厚的革命的情谊。
08 被判“犹豫刑”出狱
我的伤还没有痊愈，伪第四军管区（现在南岗第三中学校址）来提审。难友们都为我担心，紧紧地围着我流泪。我对她们说：
“亲爱的姐妹们，这是我早已料到的，为国而死，死得其所。”
审判我的人对我厉声威胁，我是经过酷刑考验，几番生死的人，威胁对我无所谓，我是决心到底，我的生命已交给了党，交给了祖国和人民，我决不承认革命身份，决不能出卖革命同志。然而这次提审却出乎我的意料，只是问了问而已，对我没有动刑。
第二次军法会审是在一九三七年旧历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钟，我被押到军法审判厅。被押来的人很多。其中有艾凤林，还有口琴社的副队长侯小古同志。
侯小古同志真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在提审的囚车上见过几面。他受刑很重，身上没有完整处，十个手指和脚趾被烧得没有模样了，走不能走，坐不能坐，惨痛极了！
我同狱的口琴社的学生谢中文介绍说，小古同志年方二十四岁，他父亲参加抗日义勇军，死在宾县，小古是个多才多艺，音乐美术出众的优秀青年。在敌人的酷刑下，他没有一字口供，回答日寇的只是痛骂！当宣判他死刑时，他昂首挺胸，放声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共产党万岁!......”
他豪壮响亮的喉声震撼着在场的中国人的心灵,也冲破了伪军法审判厅的威严。日寇吓得急忙挥手命令伪兵赶紧捂住他的嘴,快推出审判厅。随着一声枪响，侯小古同志壮烈地牺牲了！小古同志抛下了年迈的老祖母和母亲及两个年幼的小妹妹。这是日寇留给中国人的悲愤的历史遗迹，在中国人的心境里是无法磨灭的。
叛徒艾凤林被判处十年徒刑。她是用好多同志的鲜血和生命换了她一条无耻的生命，苟活于世......
我正在为小古的牺牲感伤、悲痛，忽听审判官叫“项凤至！”我马上挺直胸膛，睁大眼睛，准备也用小古同志的震撼人心的行动，来唤起中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我倾听着那最后的判决，准备着发出那最后的吼声.....
“......项凤至是要事视察人，念你年小无知，判处你狱外犹豫执行五年。”
我意想不到的被释放出了狱。
虽然我是被释放出狱，虽然我被判处“犹豫执行五年”，但直到祖国光复前夕，我一直是在日本鬼子的监督看押下生活。所以我是戴着敌人的“枷锁”出狱的。
我带着遍体鳞伤、带着满腹仇恨，走出了日寇的牢狱。
刚出狱，我满脑子里都是日本鬼子刑审室里，革命志士被残害的惨状，还有侯小古临行前那雄壮的高呼声，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的革命志士为了祖国和人民，宁死不屈，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我要把我所见到的一切告诉我的同志、我们的同胞，我们要万众一心，抗日救国！出了狱，我急不可耐地去找我发展的同志。我先到了任桂珍家，她们一家人看我伤的那样，都心疼地流下泪。同时为我坚强不屈，誓死保护同志而感动。
我又去了我发展的同学韩同江、李晓凡、李俊华家，我把在狱中牺牲的同志的惨状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都愤恨地握紧拳头说：
“我们一定要给同志们报仇！坚决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
我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告诉他们说：
“疼痛时刻在告诉我，活着的我，中华儿女要挺直胸膛！”
我悲愤地小声地领着他们重温我们抗日必胜的歌：
“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韩同江告诉我，我们的“崇德补习学社”散了，王静波两口子也不知了去向。我们没了宣传的阵地。我和他们商定由我和组织接上关系，今后如何抗日等待组织的命令。
出狱后，我没有倒下！仍旧回到道德会，期待着和组织接上关系。经过几番生死的折磨，加深了我的仇恨、更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抗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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