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想要远渡重洋，就有多少人想要回归乡村|读《皮囊》

有多少人想要远渡重洋，就有多少人想要回归乡村|读《皮囊》

首先，我并不太喜欢《皮囊》里所描写的那个蔡崇达，总觉得他在每个阶段都拥有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对身边的一切都洞若观火，对生活的规划太过明晰。或许这与他略显糟糕的家庭经历有关，而正因为这样的家庭经历，他所做的一切都更加地无可指摘，但这样的人总让人觉得无趣。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写的故事。

其次，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我只能把《皮囊》理解为蔡崇达自传性质的作品，即他在书中所描写的大部分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否则这本书的意义就会缺失很多。也基于这个前提，对于《皮囊》才应该有更多的讨论，也才有讨论的必要。

以下。

蔡崇达来自闽南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人到中年罹患偏瘫，在与病魔纠缠了几年之后不幸离世。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倔强的女人，在家庭条件拮据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要花费“巨资”建起一座四层小楼。即使在开工之前他们就知道那座房子因为土地规划的原因将被拆除，但他依然支持母亲建完了房子。远在北京的蔡崇达说，“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归”。

对于在农耕文明中成长起来、依靠家族文化维系社会关系的中华民族来说，家的概念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血液之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中国人“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可见“家”这个概念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性。而“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的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费孝通语）。所以中国人对于家族的认同性，并不是浅陋而无知的。

蔡崇达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从他的父亲患病开始，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不肯屈从于病魔而且脾气暴躁，经常斥责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因为拿不出像样的嫁妆而和男友分手，母亲准备好了老鼠药随时准备自杀，一家人每天的配菜都是母亲在菜市场捡来的。但即使如此，蔡崇达依然怀念他的家庭，怀念他的小镇。那里有他的小学母校，有嘈杂的菜市场，有青翠的石板路，有买菜回来的老人和打渔归来的车队……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样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蔡崇达写道，“我知道，其实我的内心、我的灵魂也是这些构成的，或许不应该说这片土地实际物化了我的内心，而应该反过来说，是这里的土地，用这样的生活捏出了这样的我”。

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对于家庭和家乡的怀念，正是因为那里有着我们成长的足迹，我们在那里可以卸下伪装，以一种初生时最自然的方式面对自己，也面对一切。我们不用斤斤计较，不用尔虞我诈，不用好高骛远，不用忍辱负重，不用假面寒暄，不用刻意逢迎。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初心，回归本我。我们可以找到再出发的动力，也会更加明了当初出发的理由。所以当我们迷失在生活疾驰的大马路上，我们就总想找一条还未被柏油覆盖的泥土路走进去，走回我们的家。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过：“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

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乡村文明就是我们的家。那是几千年来养育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炎黄子孙的土地，是从在农耕文明中步步壮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这些年一直都在致力于呼吁和倡导保护中国的自然村落，他说：“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只有在乡村文明面前，中国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乡愁，中华民族才能找到自己的初心。

但在现代化的滚滚大潮面前，我们的乡村文明和我们的传统村落一样，正在以我们几乎无法挽回的速度消失。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传统道德和精神家园。

我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我相信冯骥才先生更加不是。但在之前我一直有一个困惑：

我所看到的现代文明有诸多的罪恶——观念扭曲的性开放、以金钱为导向的成功学、信仰的缺失等等。而这些进而导致了诸多在我看来几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忙碌而急躁的日常生活，物化女性和文学，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又没有健全的法制……

而另一方面，我们旧有的乡村文明的罪恶相较于现代文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缺乏教育导致的愚昧，私刑一般的以德律人，自我封闭式的因循守旧等等。伴随而来的便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足以温饱，以及落后的思想认知不足以成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现代文明和旧文明都有如此多的罪恶无法解决，那么人类该怎样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我们仿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举步维艰之中。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那么时代应该是一直在进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下，留下来的现代文明应该是要胜过于旧的文明的，而且它一定会在未来带领人类走向更好的明天，可是我看到的现状却偏偏不是这样。

我曾经困惑于此很久，以至于滋生出无尽的悲观，想起荀子的“人性本恶”。

可是当我读《皮囊》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现代文明，而在于“中国的”现代文明。

中国的现代化太快，西方人从工业革命开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完成现代化，而且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孟德斯鸠在1748年写成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在1762年完成了《社会契约论》，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乾隆爷的天下。从改革开放开始，满打满算中国大陆现代化的时间也就只有38年，我们却要用这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两百多年走完的路，新文明与旧文明过渡的时间太短，而新旧文明的价值观本身就差异很大，这样的差异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便导致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和严重的价值对立。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和乡村文明，而是他们交织在一起，各种顽疾互相传染渐渐发酵之后，不够彻底的现代文明和不够彻底的乡村文明。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各种光怪陆离的乱象，所以我们才更加的希冀更好的文明时代的到来，也更加的怀念我们曾经的乡村文明。

而在新时代和旧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中，脆弱的个体在浩大的时代洪流面前既不能逆水行舟，也很难乘风破浪。

所以在蔡崇达的笔下，那个在闽南小镇开了娱乐城的张美丽才会成为千夫所指最后自杀，即将前往香港的阿小才会和他们“拖鞋军团”格格不入，而到了香港之后的阿小又被香港的同学嘲笑。

又因为现代化的目标和西方的成功模式摆在那里，所以在真正走上“中国特色”的道路之前，我们只有走别人已经成功过的道路。我们的现代化如此，城市化如此，职业化也如此。可是偏偏体制不如此，思想不如此，人心不如此。

所以乱象频生，所以蔡崇达才看到中国的城市都是被阉割过的，所以他才一次次的在遭遇挫折后不远万里想要回家。

而在现代化不够完整之前，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和标准太过单一，给人的选择太少。我们的价值观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生活的认知无法从一开始就足够清晰。

所以这个时代容错率太小，我们不允许失败；所以蔡崇达跟我们一样，年轻时渴望浪迹天涯纵横四海，而到了中年又希望平稳度日落叶归根；所以《皮囊》里特立独行的厚朴才会一次次被嘲笑，所以蔡崇达才说他和天才文展都是“失去家乡又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想要远渡重洋去看看未来和远方，就有多少人想要回归乡村去看看以往和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