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不等于看到”，看看“注意错觉”能够酿成多么致命的后果。
1995年1月的一个凌晨，波士顿一家快餐店门口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四名犯罪嫌疑人在行凶后匆匆驾车逃离。
其中一个名叫布朗的犯罪嫌疑人，被便衣警察考克斯开车堵在了死胡同里，被迫弃车而逃。
处于绝境中的布朗，试图翻越一道围栏，逃避追捕。
然而，正当考克斯也试图翻过围栏，继续跟上的时候，一场不幸的悲剧发生了：
一群赶来的警察，误以为考克斯也是犯罪嫌疑人，把他从围栏上拉了下来，进行了殴打，导致考克斯身受重伤。
惨剧发生后，警察局和司法机关自然要联手启动调查，受害人考克斯在法庭上指认了三个参与围殴自己的警察，但这三人矢口否认，说是考克斯自己在追捕的时候踩到了路面上的冰雪，滑倒才受的伤。
这时候，一名关键证人的证词，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个证人，是一个名叫康利的年轻新警察，在事故发生时恰好在现场，也参与了对布朗的追捕。
出乎意料的是，虽然康利目睹了布朗翻越围栏，自己后来也迅速跟上，制住了布朗，但他在法庭上坚持说，压根没注意到考克斯，更别提看到他被群殴了。
康利摆明了是在做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目的无非就是想掩盖自己警局同事的罪行，捍卫警局所谓的正面形象，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新警察康利由于过度紧张，可能在当天的追捕中，陷入了“无意视盲”而不自知；
他的眼里只有仓皇逃窜的犯罪嫌疑人布朗，压根没有看到紧随其后的考克斯。
无论是布朗，还是考克斯，都是黑人，当天也都穿了一身黑，客观上也为制造他人的“注意错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们总有一种错觉，感觉人类既然是高度智慧的生物，还拥有出色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所以一切情况信息尽在掌握之中。
实际上，人类的很多错误的行为和决策，都是由这种“注意错觉”引发的。
在“大猩猩实验”之后，后续的认知心理学家不断对这个实验进行升级、迭代，试图挖掘出更多关于人类感官和大脑协同处理信息的真相，找出避免“注意错觉”的方法：
例如，一名运动生理学家就曾在实验中，给测试者布置了“眼动仪”，也就是一种电子设备，能够追踪他们在观看视频时的眼球运动轨迹，可以精确定位佩戴者的视线落点，感知佩戴者看到特定图像时的瞳孔反应。
结果发现，无论测试者是否感知到大猩猩的存在，他们的视线落点停留在大猩猩上的时间，都差不多，不到一秒钟。
这个实验结果证明，人对一个外部现象是否感知，和感官系统分配给它的时间无关；
人类的视觉系统即使接收到了某种信息，但如果我们大脑内部的信息处理中心没有分出足够的资源来对它进行处理、整合，那么我们依然感知不到。
认知心理学家们得出一个重要的附带推论，那就是，我们大脑能够调动起来，进行信息处理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让它同时处理几个任务，那么哪样都会出纰漏，如同我们家里的宽带网络一样，如果同时下载多部影片和游戏，就会导致每一项的下载速度都变慢，有的还需要排队等待。
交通安全教育反复告诉我们，开车，或者骑车的时候不要打手机，或者腾出一只手回信息呢：
打手机、回信息分走了我们认知系统中有限的信息处理整合资源。
实际上，根据分析测试，在驾驶时使用手机而引发的车祸概率，和醉酒驾车差不多高。
归根结底，从进化学角度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类老祖先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生活节奏相对慢，需要做出紧急判断的情况并不多，每天摄入的信息也有限。
但是，当代信息社会的总体节奏非常快，人类每天摄入的信息量，需要迅速处理的事务呈现爆炸式增长，而我们认知系统的注意力资源就显得力不从心；
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协作的规模化，也让我们每一个决策失误所导致的效果，被无限放大。
基本有两条：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同时处理多项事务；
第二条，则是平时要多训练，让自己的“注意力视野”不断增大，同时对日常工作环境中出现的意外情况，有更灵敏的感知。
在现实中，为了避免飞行员在起飞降落阶段撞上突然冒出来的车辆，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就让飞行员在模拟驾驶器里进行频繁的起降训练，同时调整程序，让跑道上不时突然出现汽车，甚至另一架飞机等障碍物，从而强化飞行员的警戒意识和反应速度，对减少事故发生率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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