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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晓文并不认识，至少在小升初之前。
我们小学那一届很是独特，邵寨塬上的各个小学增设六年级，那么生源从哪里来呢？上面的大人物很有智慧，也很精明，提出了“优胜劣汰”的方式——初一选拔学生数量有限，一半升级，另一半也升级，只是升到六年级。很明显，事出有因，也事出突然，全学区的领导们安排发放的六年级课本内容与五年级基本雷同，这等于是把五年级的知识重学了一遍。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基础知识更加深厚了一层。
初一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四班。犹记得教学楼背后右边第一间老师住房的侧墙上面贴满了黄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从一班到四班，所有“幸运儿”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和晓文相熟了起来，大约是班级里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思想品德积分表出自我手的缘故。晓文由于在中心小学有过当班长的经验，自然而然被推选和任命为新班长，也算“轻车熟路”和“重操旧业”了。
报名的时候班主任是苟老师，到了正式上课的时候才发现换成了一位走路有力、谈吐不凡的年轻人，就是王老师了，同时教我们语文。
我与晓文关系更近的时间点是在军利离开之后。军利那时是我们班集体的生活委员，辍学之后，这个位置便空缺了出来。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然而军利性格坚韧，心思活泛，手脚麻利，踏实肯干，“在位”的时候，承担了许多“大事”，完全可以说得上实至名归。一旦“离职”，班级的部分事务自然无法正常运转。
可能是班主任问询，班长推荐，我被推出前排，正式“出道”。
还记得王老师那节语文课后宣布任命，紧接着是为时二十分钟的课间操。我敏锐地觉察到同学们或惊异或羡慕的明晃晃的赤裸裸的灼热目光，甚至部分班干部也抛出橄榄枝——善意的嘴角，友好的微笑。排成方队需要补位的地方，同学们也都让着我。那天阳光明媚得像一道青春靓丽的伤口，滚热地烙印在我亮晶晶的额头、发光的脸庞和朝气蓬勃仍还稚嫩的心坎上；那天校园里的燕子飞在老高老蓝的天空，叫得分外清脆和欢快；那天由方砖砌成的中轴线两边站岗的哨兵一般精神抖擞的柏树正在暮春的风中频频点头，“但微颔之”。
初中二年级，我学到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结尾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按理说，所有民选的工作人员不是应该“为人民服务”吗？俗语有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人民公仆的身上却清晰地折射出了上位者的特权、优越感，令人不免为此感到诧异、可叹和悲哀了。
正如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批判中国古代历史“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所说的那样：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期间有一件小事不得不提。有一次我陪同晓文因班里公物损坏而向班主任申请班费购置，晓文是这么汇报的：那个插销“日娃”了......王老师立马发火了，严厉说道：“什么叫‘日娃’？这是个什么话？东西坏了就是坏了。”日娃，是一句邵寨话，就是坏了、不能用了的意思。当然从表面文字来看，这个词确实不雅，有点粗俗，不堪入目。我觉得还是准确表达出了那个意思，但想到我们是学生，学的就是文化知识，修的就是思想品德，改良传统和改正陋习也未尝不可。
晓文自然喏喏的，红了脸，我也低下头，不敢多言。我们竖着耳朵，等班主任给出“指导”意见，退了出去，并把门带上。
生活委员虽然“官”不大，但也是班级六大常委之一，在课代表（如果有的话）、小组长之上，有一定的发言权。
我这个生活委员干了不到两年，工作内容主要是排出大家的每周卫生表（打扫教室和校园院子）和每天的值日表（主要是擦黑板），并且监督执行，提出修改整理意见，负责验收。每周五的晚自习，是全校卫生大评比的日子，我们所有班级的十几个生活委员要跟着副校长兼校务王主任、两名每周的执勤教师（负责经管早操出操，周一升旗仪式听国歌，卫生打分并通报，发放卫生、纪律、学习三大流动红旗、学生迟到管理和课间秩序维护等）依次进入各个教室，视察卫生打扫情况和同学们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除了期间耽误晚自习写作业和几次张韵老师组织的英语小测验外，并无任何受益之处。
三年级，由于面临升学，是颇为重要且关键的一年。按照邵寨中学的惯例，所有代课老师统统换掉，初来乍到的王老师被老而弥坚的张老师代替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再加上我早已志不在此，不怎么理事，且“能力有限，水平一般”，逐渐地，生活委员由一名被安排为两名。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彻底被人遗忘，扫入了历史的尘埃。
那时候晓文的班长权限也基本被架空，转而由两名其他同学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但名义上还是我们四班的班长，比如中考誓师大会兼向学校送感念锦旗时，就是由他和另外三个班长作为全体学生代表。
此前我们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一起常玩的还有个同学叫做华强，有时候下了晚自习，会相约到晓文家借宿一晚。
晓文家在新民村，是什么社（生产小队）我不知道。我外祖母总是称之为“驼水沟”，我至今不知道这样称呼的原因，现在也已无法当面去问——她过世已经整整七年半了。
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踏着月光回家；阴天或者月亮躲到彤云背后，我们靠着记忆回家。肚子饿了，晓文的母亲会端上热腾腾的饭食，我们大快朵颐，吭哧吭哧，埋头干饭；累了困了，晓文家的上房任由我们住宿，秋冬两季土炕烧得暖暖和和，足以睡下三名中学生。窗帘一拉，将星辉月华无情地拒于门外，任由星辉如眼，明眸善睐；月华盈野，清亮如银。“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拉灭灯泡，黑暗降临，秋虫在家门口弹琴，此起彼伏；发布无线电，呼朋唤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我们都没有择席的毛病，但青少年胜在精力充沛，于是“添酒回灯重开宴”，睁开了眼，拉亮了灯，说起话来。话总有说完的时候，人总有沉默的时候，这时候晓文经常拿出他的那本宝书来，悄悄翻到那一页，默读了起来。不用看我就知道，一定是《雪浪花》了，作者杨朔，与刘白羽、秦牧、魏巍并称为我国当代散文四大家。
此前我在语文课上学到过杨朔写的《荔枝蜜》、刘白羽写的《日出》《白蝴蝶之恋》、秦牧写的《庄稼与蛇》、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的老师》，在课外书上读到过杨朔写的的《茶花赋》《香山红叶》、刘白羽写的《长江三日》、秦牧写的《花城》等极为优秀的作品。
晓文一遍遍地读，我一遍遍地听，很多段落我都达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听着听着，我觉得这股热爱、挚爱、拜读、苦读的精神头竟然有些像文中的主人公“老泰山”了。老泰山说浪花咬得动礁石，那么这种精神不也正是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中所说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么。
晓文有个姐姐，常年出门，在外打工。那时候我们极其钟爱小霸王游戏机，于是晓文央求姐姐买了一个，结果捎回家的却是一个不能用的键盘（两者很像）。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启计算机课程的学习，进入微机教室脚上要套那种布制的鞋套，一时间室内尘土四起，在玻璃窗倾斜着洒下的一米阳光中做着布朗运动。那时候电脑显示器还是那种“大头娃娃”，系统采用的是Windows97，鼠标底下可以旋转，将里面橡胶包裹的铁球掏出来玩。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晓文家的黑白电视上播放着雅典奥运会三米板上中国运动健儿跳水的画面。
晓文有个“特异功能”，可以无休止地从喉咙里哈出一个小小的气泡来。2005年秋天的一个正午，我在灵台一中男生宿舍的一层看到了他，笑着打了个招呼。此后的14年间音讯全无，直到2019年晚秋的一次聚会上才见了面，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他的这项技能还能运用吗？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曾经爱读的那篇《雪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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