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的前一夜听到虫鸣

      去北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么去北京前一夜应当也是很普通的一夜，就像我经历了去兰州、珠海、广州和伦敦的前一夜那样，睡一觉，然后起来出发，这些过程都像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一样简练，如同生活中的细碎片段，从发生到结束都平淡迅速，多半也不会被回忆起。一切告别的仪式都显得没必要——是我自己要出去的。

      可我在去北京的前一夜听到虫鸣。

      事情发生在我入睡前，更精确地讲是入睡前三十五分钟（这里指在预设的理想状态下，很显然虫鸣让理想状态化为乌有）。当时我关上卧室门，开着灯，随手拿起一本《人民文学》杂志翻看刘亮程的散文——我准备明天再收拾行李，整理那些多年来积攒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证书、实习证明、体检报告以及图书和衣物。对面的墙壁那里放着约翰尼·德普的画像——这是我在师专的同事兼好友送我的生日礼物，窗台下和书桌上摆满了弗洛伊德、福柯、詹姆逊以及拜厄特、舒尔茨等人的作品。正如今年已经过去的两百多个夜晚那样，眼前的这些提醒着我当下时间——2017年9月21日晚23:55。窗外的虫鸣在这时响起，或者说恰好被我听到。

      这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我抬头望月时，它刚巧挂在街边那颗老槐树上，奶奶问我它像什么。“苹果！”我脱口而出。“苹果哪有黄颜色的？”“那就梨！”我立即改口。那棵树很老很老，活过大半个世纪，它经历了大跃进，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但还是在我去北京之前被砍掉了，时间不多，就早了十来年。我又想起今晚和朋友在火锅店吃践行饭，那已经是很久以后了，比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初期都晚很久。吃完这顿火锅，我就躺在床上听到了虫鸣，此刻手里的《人民文学》才翻看了两三页，翻看这三两页没有很久，只需要三五分钟。

      这虫鸣我很熟悉。在把月亮当作梨的那个夜晚，我从爷爷和奶奶那里获得嫦娥奔月的启蒙知识，明白了月亮不仅可以像梨子那样解渴，也可以寄托我的小脑瓜中的小心思。伴随这段往事共同进入我的记忆的，就是熟悉的虫鸣。我知道虫子往往在一棵不高的树上，树长在街边，虫鸣声不大，或许叶子的摆动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虫鸣，很清爽。这些经验不是在那个夜晚获得的，而是在更早一年的姥爷他们村子。我和弟弟们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子——像老电影里面的八路军游击队员那样——爬上树摘洋槐花。等天黑的时候，这虫鸣便响起，好奇的我们又谋划着像掏鸟窝那样去树上抓虫子，可是每次都无果而终。我身体弱，自然无法担当上树的重任，于是每次捕虫行动留给我的，只有戛然而止的虫鸣，和被树上的伙伴摇得哗哗作响的叶子。抓不到虫子，只好在虫子的哂笑中披星戴月走回姥爷家，这些讨厌的虫鸣声会伴随着我们坐在姥爷的小院里，伴随着我们在那盏围满了蚊子和蜘蛛网的昏暗灯泡下听姥爷讲《说岳全传》。当我们被蚊子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时候，姥爷会端一盆水，在灯下举一两分钟，等他拿下盆子，水里少说有几十只蚊子。之后他会赶我和弟弟们去睡觉，倘若正屋的土炕因为不堪我们白天把那里当作游击战阵地而塌掉，那么我们只能像战败的散兵游勇落荒逃到侧屋睡觉。窗外的声音、脑海里的回忆和我正在阅读的刘亮程的散文真是太吻合，我几乎都不敢相信在两三个小时前自己还坐在火锅店和朋友聊着即将去上班的那家北京公司。

      虫鸣不单单在村子里有，在武都城也有。近二十年前，我们全家挤在一个终年不能被太阳直射的水泥院房里，故而白天是阴冷的，太阳赐予我们家的光热根本无法与三楼老和我抢玻璃弹珠的那小子他们家相比拟（缺少光合作用或许是我从小比别家小孩瘦弱的重要原因）。只有到了晚上，我和妈妈抬着小板凳坐在马路上吹风的时候，我们才获得与别家一样的公平待遇，因为我们的脑袋上全都顶着那盏围满了比姥爷家更多大蚊子的路灯。虫鸣声在这时从高大的梧桐树上滔滔不绝地传下来，并且裹挟着形形色色的信息：白天抢我弹珠的那小子因为弄坏了拖把被他妈一顿狂扁、对面楼上的大姐姐带了个小伙子回来（当然我并不知道带回来干嘛），等等。这些信息经久不衰地飘荡在武都城的滨河路上，直到滨河路变成长江大道，十几年的光阴也未能消磨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我依然在每天睡觉前听到窗外的虫鸣携来形形色色的消息，虽然消息的主角变了，可事儿并没变。连我家从南桥路搬到建设路、从不见天日的一楼搬到采光不错的五楼也没能阻止这些携满消息的虫鸣。

      看看时间，已经凌晨1点13分，我得收住思绪，明早还有事。等我在北京复兴路加班的时候，家乡的窗外那些充斥着种种信息的虫鸣依然会变更新的主角，讲述同样的故事，而姥爷的小院里那盏被蜘蛛网和蚊子围绕的昏黄灯泡也会出现在某个村子里。我还会听到那些虫鸣，即使我变换了姓名们和身份们。

                      2017年9月22日凌晨1点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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