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 低调
寇准被贬后，太子党看上去败局已定。
李迪作为太子党的最后旗帜，长期被丁谓打压。在一次等待上朝的时候，李迪和丁谓又吵了起来，丁谓一方人多势众，李迪吵不过，气得拿起笏板想揍人，要不是其他人及时拉架，文斗差点就改成了武斗。
上殿后，李迪气火攻心，当着赵恒的面大骂丁谓奸邪，顺带还捎上了曹利用、钱惟演等人，说这群人朋比为奸、蛇鼠一窝，都不是好东西。骂完后，李迪还告诉赵恒，自己也不想干了，干脆把自己和丁谓他们统统给免了吧。
这种同归于尽的进谏方式让赵恒非常反感，结果可想而知。
丁谓没走，李迪走了。
十一月，李迪被外放郓州。一个月后，杨亿又因病去世了。加上九月份受寇准牵连而外放青州的周起，太子党几乎被一扫而空。
注意，我说的是“几乎”，不是全部。就在太子党纷纷作鸟兽散的时候，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进入了宰执班子，不久，他将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
在介绍这位人物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现在的权力分配情况。
到天禧四年底，朝廷是后党的天下。
宰执班子一共六个人。宰相丁谓、冯拯，副相任中正、王曾；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钱惟演。
除了四位后党成员，还有两个新人，冯拯和王曾。
冯拯是个老资格，他虽然和寇准关系不好，但也算不上后党成员，属于中立派。
最后还剩下个小角色，王曾。
王曾，字孝先，太平兴国三年（978）生，青州益都（山东青州）人，咸平五年进士。
宋朝开国以来，文治的氛围越来越浓，各类学霸级人物层出不穷，什么年少成名的，学通古今的，状元出身的，各色人物都有。但这些书呆子如果碰到王曾，也只能心悦诚服地说一句：兄弟，请收下我的膝盖。
王曾有一项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连中三元。也就是说，在科举考试中，解试、省试、殿试连续取得第一，分别获得解元、省元、状元。能完成如此惊人壮举的，放到整个宋朝也就6个人，放到科举制实施以来，从隋唐到明清，也就15人（又说13人）。
如果说，有人偶尔考个高分属于超常发挥的话，那么王曾的连中三元则属于绝对的实力碾压。他参加省试和殿试时写的两篇命题作文，流传出来后名声大噪，上到文人雅士，下到黎民百姓，人人争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尤其是殿试时所作的文章《有物混成赋》，成了后代公认的范文（天下以为赋格）。
前面提到杨亿、钱惟演都是当时著名的文章高手，两人政治倾向尽管不同，但见了王曾的文章，意见出奇一致。杨亿见了王曾的“高考作文”叹息说：真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啊（王佐器也）！钱惟演见了则大发感慨：“你的文章名扬天下，我怎么敢和你相提并论呢（文章扬历中外，岂惟演所敢侔哉）？”
难能可贵的是，王曾已然牛成这样，为人却很低调。
按照当时的规矩，状元返回家乡的时候，地方官是要组织百姓到郊外迎接的。这个迎接可不是拉个横幅那么简单，不但要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还会搞些文艺表演，吸引更多的人来欣赏新科状元的风采。那种衣锦还乡的感觉，想想都能把让人从梦里乐醒。
王曾连中三元的消息一传来，家乡青州早就沸腾了。当王曾回来的时候，地方官一早就派人到城门口迎候。王曾并不喜欢那种排场，早早地就把自己的衣服马车都换了，找了个偏僻的小门进了城。王曾拜见地方官后，人家还特惊讶：“听说你要来，我早就派人去迎候了，为什么守门的还没回来报告，你反而到了呢？”
王曾把入城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连声解释：“不才侥幸中了状元，怎敢劳烦父老乡亲迎候呢？”
地方官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不由连声赞叹：“你是真状元啊！”
王曾德才兼备，名声很大，当时的宰相寇准也听说了。
当王曾在地方上任满三年通判，回京参加学士院组织的召试时，寇准破例允许他直接在政事堂参加考试，并任命其为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成为五品高级官员。
从此，王曾走上了标准的仕途快车道，相继担任两制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就顺利进入了宰执班子。
大中祥符九年（1016）正月，王曾升任参知政事，出任副相。这一天，离他考上状元也就十四年。
王曾受过寇准提携，应该算是太子党。但他和寇准、李迪等人性格迥异，寇准、李迪属于一言不合就放炮的直肠子，而王曾明显要比两位内敛得多，极少和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论问题。
大中祥符二年的时候，赵恒决意要修玉清昭应宫，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王曾也上书反对。但他和大多数反对者不一样，没有一上来就对皇上进行勤俭节约教育，而是再次拿出了参加科举的架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乞罢营玉清昭应宫疏》，此文堪称古代谏诤艺术的典范。平时需要写作公文的朋友可以拿过来学习一下，看一看连中三元的王曾是怎么给领导提意见的。
文章先是拍了一通赵恒的马屁，说皇上如何圣明，治理国家如何成功，等等。马屁拍完，话锋一转，给领导提了点“小建议”——别修玉清昭应宫了。
为此，王曾在文章里列出了五条不便修建的理由（未便之事）：其一，耗费人力；其二，花费钱财（颇烦经费）；其三，修建宫观会让大量身份不明的民众聚集在京城，容易增加不安全因素；其四，按照天时规律，现在不宜动土；其五，听说天书里写着让我们清静无为，现在大兴土木有违老天的意愿。
仔细分析一下，王曾的这篇奏疏真是奥妙无穷的。首先，他只说修玉清昭应宫是“未便”之事，修建起来钱财花费“有点多”，什么浪费挥霍、穷奢极欲之类的激烈字眼一个没有，说得很婉转。接着咱再顺便说个安全问题，那可是设身处地地在为皇上考虑啊。
最后两条更逗，王曾也开始学起了神鬼论，拿神仙和赵恒说事。你不是相信老天，推崇天书吗，那老天还让你清静无为，别瞎折腾呢。这种劝说方式，属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没有得罪赵恒，又把想说的话全说了。
虽然王曾的奏疏还是没能阻止赵恒修建玉清昭应宫，但他说话很注意分寸，也没得罪赵恒和那些支持天书封禅的人。
靠着低调沉稳的做事风格，王曾在朝廷内混出了好人缘，一些后党成员也和他有所往来。
然而，王曾在老练，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副相的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一件小事被撸了下来，遭受了仕途中的第一次打击。
王曾的免职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原因竟然是他不肯多要一份官职。
送给王曾的这顶官帽，在历史上叫“祠禄官”，为宋代所特有。宋朝能有这项发明，还得感谢赵恒。因为他崇信道教，在全国各地建满了宫观，后来他又忽发奇想，要求高级官员兼职宫观使，品级越高的官员对应规模越大的宫观，比如宰相王旦，就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
这些“某某宫使，提举某某宫”的名号就是所谓的“祠禄官”。祠禄官是扣在官员头上的一顶帽子，体现了皇上对你的宠信，其实是没啥事可干的。但赵恒也不让你白戴帽子，你若有这个官衔，就可以多领一份专项补贴。
按照朝廷惯例，王曾升任副相后，应当兼任会灵官使。换做别人，有白拿一份津贴的好事，谁管你封我什么名号呢。可王曾却主动辞掉了这份兼职，因为王曾内心深处并不赞同赵恒搞那些乌烟瘴气的神鬼活动，对于强行分配给自己的那顶“祠禄官”帽子很反感。正好当时最得赵恒宠信的王钦若却很想得到会灵观使这个名头，王曾就趁机向赵恒表态，这个兼职你爱让谁干就让谁干吧。
没想到，王曾看似谦让的举动却把赵恒惹不高兴了。这么重要的官职，你却推来推去？忙活了半天，你对我组织的活动不是真爱啊？不想当会灵观使，干脆其他的也别干了！
天禧元年九月，王曾被免了副相职务。第二年，他被外放应天府，出任知府。不过好在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没过多久，王曾又官复原职了。
天禧四年八月，寇准被外放后不久，王曾第二次进入宰执班子，继续出任副相。
如果回过头再来看第一次免职，王曾其实是应该庆幸的，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太子党和后党斗得最厉害的时期，还不如躲到外面清净。
就这样，到天禧四年底，王曾成了硕果仅存的太子党成员。如果按照丁谓的性格，他迟早要步寇准、李迪的后尘。王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他也不会像李迪一样直接翻脸，去和后党争个鱼死网破。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反击方式。
为此，王曾找了和自己私交不错的钱惟演。
自从太子党失败后，朝廷的大权已经完全掌握到了刘皇后手中，朝廷外面舆情汹汹，搞得刘皇后和太子赵祯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曾趁机找到钱惟演，说了这样一番话：
“太子还年幼，离不开皇后的帮助，皇后也需要依仗太子。失去了太子，人心也不会归附她。皇后善待太子，太子就安心了，太子平安了，皇后家族才能平平安安。”
王曾讲出这番话，说明他的眼光确实要比寇准、李迪等人独到得多。
一个政治家固然需要坚持原则，但也必须尊重现实。很多时候，你必须在现实面前做出妥协，才能迂回达到自己的目的。寇准、李迪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心维护皇权，排斥刘皇后，却缺乏变通和妥协，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招致他们失败的最大内因。
王曾和寇准、李迪不同，他是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赵恒是不可能完全抛弃刘皇后的，而只要刘皇后还在，太子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道理很简单，太子还那么小，他的生活起居、吃喝拉撒终究要有人打理，只要太子进了宫里，一百个寇准也是鞭长莫及。你想让人既当生活保姆，又不干涉朝政，对一个已经尝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王曾选择了和刘皇后合作，只要能让太子平安长大，一切都可以妥协。
王曾对钱惟演说的这段话，听上去是和了一把稀泥，其实柔中带刚。所谓“太子年幼，离不开皇后的帮助”是实情，但也提醒皇后，太子是她唯一仰仗的政治资本，离开了太子闹独裁，大家也不会跟着她干。所谓“太子平安，皇后一族才可平安”，更是隐晦地说，太子终要长大亲政，皇后只有善待太子，后族才能长享荣华富贵，避免被反攻倒算！
钱惟演把话传给了刘皇后。
刘皇后听了王曾的话，大为触动，在内心深处，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和太子的利益其实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踢开太子只能让自己陷入孤立，不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
王曾寥寥数语，说动了刘皇后，大大缓和了后党和太子的关系，也巧妙地使自己转危为安。但是，他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必须积蓄力量，迎接更加波谲云诡的朝廷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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