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理想与现实
十一月十二日，赵祯发布了一份诏书，大致内容为：“贤臣当朝之时，不应该结党营私（不为朋党）……如今承平日久，却滋生了不少弊端。有些人追名逐利，互相依附标榜，表面上声称举荐贤才，暗地里却图谋私利……一些考察官吏的人，行事任性苛刻，罗织罪名……一些执掌文词的人，诋毁圣人，放纵言论，以诽谤上级作为自己的才能（以讪上为能），以行为怪异作为美德（以行怪为美）。对这些情况，中书门下以及御史台都要严查上报！”
赵祯的诏书很有深意，表面上斥责苏舜钦等人，其实也对范仲淹为首的新政官员进行了不点名批评。所谓“诋毁圣人、放纵言论”，当然是指苏舜钦等一干人；所谓“互相依附标榜”，则是指鼓吹“君子党”的欧阳修等人；而所谓“行事任性苛刻”，其实暗指新政派所任命的按察使。
诏书一下达，远在西北的范仲淹连忙上书自请免去副相兼职。
诏书宣告了“庆历新政”的彻底破产。
从起始到结束，也就一年时间。
之前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总会告诉我们，分析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的，对待历史故事，我们在吃瓜看热闹的同时，还可以冷静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
庆历新政为何落得这般结局？
如果你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范仲淹和富弼，相信，他们既不会归怨于夏竦的阴险，也不会埋怨石介的鲁莽。面对你的提问，恐怕只能仰天长叹一声，顾自低头上路。
叹息的背后，会有太多难以言说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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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为何只如昙花一现？
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赵祯改革意志不坚定，没有支持到底；反对新政的官员太顽固、太无耻；新政损害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扑……
应该说，以上答案都没错。然而，但凡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几乎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
答案究竟是什么？
要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从操作层面来看一看新政的几条措施。
先说“明黜陟”。庆历新政最核心的任务是整顿吏治。范仲淹任命了一批官员去考察官吏的政绩，决定以实绩决定官员升迁，打破那种排队升官的做法。这当然是个好想法，可考核官员本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官员的政绩并不是数学考试，没办法精确量化，你说我不行就不行，凭什么？
你说他上缴赋税多，我还说他横征暴敛呢。你说他办事粗暴，人家还标榜自己雷厉风行呢。你说他啥事不干，他还说自己清净不扰民呢。至于逮住个别贪赃枉法的，按照大宋法律，本来就要处理，有没有新政都一样啊。
所以说，主管人事工作的官员真心不容易，考核结果一出来，最好得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觉得吃亏的官员马上就会跳出来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个别性子急的说不定已经开始撸袖子了。
关于官吏的选任，历史上曾出过两个有名的官员，一个是北魏的崔亮，他就倡导“循资升迁”的做法，什么才华能力？通通靠边，人家只论资历。另一个是明朝的孙丕扬，他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搞了个“掣签法”，听上去很玄乎，其实就是抽签，能做什么官，全看你的手气，没事你就拜菩萨去吧。
这两位老兄的做法从来没少被喷口水，很多人都认为，如此选任官吏，只要不是文盲，谁都能干，朝廷养你何用？然而，诡异的是，崔孙二人的做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叫好，道理很简单——公平。
凭资历也好，凭运气也罢，至少用不着跑官买官。崔亮和孙丕扬也趁机让自己脱离了泥潭：你看，我连一点公权私用的空间都没留。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庸官做辩护。事实上，崔孙二人也不是什么蠢货，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因为他们也没更好的办法。
回到范仲淹的“明黜陟”来看，同样是问题多多。任命按察使来负责官吏考核，他们的尺度标准依然难以把握，政策层层执行下去，还是会落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结局。再者，按察使和各级主官不严格实施考核怎么办？按察使本身素质不佳怎么办？到头来，就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冒了出来。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有考核总比没考核好吧？别急，我还没说最要命的一环——赵祯。
他真心希望选贤任能吗？
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在范仲淹等人推行“明黜陟”后不久，就有人向赵祯打小报告：那些越级提拔上来的官员，都归恩于他的举荐者，只有那些按资历升迁的官员，才会感恩于朝廷，换句话说，就是感恩皇上。
如此观点，是不是非常耳熟？没错，寇准当年不搞论资排辈，就被王钦若用这套说辞参倒了。
关于这个问题，赵祯还曾特地向翰林学士丁度请教。赵祯问：“朝廷用人，应该首先考虑资历，还是考虑才干？”丁度回答得非常巧妙：“天下太平时应该以资历为先，不太平的时候应该以才能为先。”
就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间，已经注定了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结局。
我们无需苛责丁度的圆滑世故，相信，他也只是迎合君主的想法而已。甚至也无需归咎赵祯，因为他是皇帝，如果龙椅上的人换成李祯、刘祯，都一样。
上面得不到支持，下面反对声一片，“明黜陟”很快成了一纸空文。
第二项措施“抑侥幸”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照理说，这项措施应该比较容易执行，只要朝廷少发一些免费官帽就可以了。可这事，真要办起来，比什么都难。因为这项新政最直接地剥夺了一大批官员的利益。你说要限制“恩荫”人数？我有三个儿子，你现在只配发给我一顶官帽，你让我分给谁？你说要延长“恩荫”年限，本来我儿子今年可以捞一个虚衔，现在你老范一声令下，还要再等上三年，不骂你骂谁？更关键的是，“恩荫”这项特权，级别越高的官僚，配发的名额越多，所以新政直接触动了一批大老虎的奶酪，看见你范仲淹不两眼发绿才怪。
于是，“抑侥幸”措施，刚一出台就被层层放水：老范一心为公，要求高层官僚率先垂范、从我做起；赵祯却害怕耳边招来太多骂声，对那些勋贵旧臣网开一面。老范要求取消“圣节”荫补，也就是说，重大节日就不要特别配发官帽了；赵祯觉得这项活动属于爷爷、父亲辈留下来的传统保留项目，不能贸然取消；老范要求有资格的地方官任满两年后，才能申请“恩荫”一个子孙，政策一出来，又缩短成了一年……
第三项措施“精贡举”涉及对象是应考的学子，看起来应该阻力不大，但照样没落地。
新政者突出“策论”在科举中的作用，本意是让学子们更加专心实务，少搞点虚头巴脑的诗赋。可反对者认为一篇“策论”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观点是否对考官的胃口，容易造成标新立异、曲意迎合的结果。诗赋虽然比较脱离实际，但是有文采、切韵等具体的评判标准，执行起来更加公平。乍一听，也很有道理，得，也废了吧。
就这样，其他诸如“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条款也纷纷被打了折扣，等范仲淹一走，更是成了废纸一堆。
比较讽刺的是，所有新政措施中，被执行得最彻底的居然是“均公田”。这项旨在高薪养廉的政策很快变成了大小官员们为自己增添福利的借口，强占私田、圈占农地之类事情也没少发生。于是乎，百姓怨声载道，御史唾沫横飞……
事情大致如此。范仲淹、富弼等人不得不承认，不管新政的初衷多么美好，最终只剩下了一地鸡毛。
说到底，理想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想从既得利益群体中虎口夺食，谈何容易？更何况，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是坐在龙椅上的赵官家。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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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诏书又下。
免去范仲淹参知政事一职，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
免去富弼枢密副使一职，出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县）。
免去韩琦枢密副使一职，出知扬州。
庆历新政，匆匆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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