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时，我的外衣是前后两片薄布，用来抵挡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和粥汤水。为了少让汤水流失，母亲把嘴里嚼碎的食物直接喂到我的小嘴里。因而，母亲是我的家，亲人是我的一切。父母脸上的风雨变幻，就是我的四季。
如果一定要说蒙童时候的家乡有什么山，那就是道院里齐齐刷刷站着的三四片房子和自己脚下的站桶。三四片房子里，住着五户人家，三户姓陈，一户姓蒋，还有一户姓张。张姓，是我的表兄，也应是至亲。与我同辈的，有的已经故去，留下的是樟下山满山满坡的青竹、茶叶和日久生情的人间烟雨。
6岁，是城里同龄人还上幼儿园的年纪。我的身边多了一个布书包，家乡“飞机袋”那种，在二战美国伞兵肩头经常可以看到。书包里藏着了两本课本、两本写字本和算术作业本。课本里只讲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家乡没啥名气，进不了课文的门槛和字间行距。但我想，家乡的名字，从此后一定嵌入自己的大脑，与三眼虎头大灶可以掀开的铁锅，铁锅锅底的焦炭一样，在心里越积越厚。我不知道为啥母亲手中的刮刀与大铁锅过不去，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祛除污垢，彻彻底底地“大扫除”？等长大了才明白了，坚持这样做，可以减轻父亲肩上的承重。越野十四里，跨高山、上龙门换得的一担柴，一天下来，足足抽完了随身携带的一小袋黄烟。也让灶头菩萨不再灰头土脑，好上天呈报陈家与邻居三姓大家庭的喜事，以及高畈古村一小儿顽皮到家的故事。我的绰号叫“刁里”，因不懂事，童子皮皮的那种。
当外衣终于缝上了两个口袋，口袋经常会丢失铅笔、铅笔刀的时候，我长大了，也来到了通洲桥边读小学高年级的书。四五年级两年四个学期天天走三里路，在吴氏祠堂及其附近的房子里上学，就是不知自己与闻名遐迩的“蒋畈曹”有联系。
近外阳联小的前身是育才小学堂，曹梦岐老爷爷就是挂钟尖山顶文昌阁里的文曲星。他的三个儿子也开启了民国时期梅江人走出太阳岭、桐坞岭和横木岭的大门，造就了各自精彩的华章。聚德大爷举资修建了浦钟路，就是而今的浦兰路梅江段，聚仁二爷首个报道台儿庄大捷，与人一起合编了中国抗战画史，聚义(艺)小爷走出国门，与驻缅美军团结合作，把家乡的穷小儿培养成了汽车兵，他管辖下的辎重旅也成了保家护国、支缅抗战的强军劲旅和后勤力量。
文昌阁供养着文曲星
文曲星启明了我的智慧
曾写文曲星、文昌阁和通洲桥的我，从初中之后，一直把作文当作自己另外一个精神世界。真的，那时候，我一定没看过曹聚仁的文章，但我知道了他写的书，书名叫《世界》
当青年装紧裹瘦弱身体，上口袋可以插上钢笔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了大山的高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明白了梅江山里人呱呱叫的性格和不服输的劲头，有时候，蛮不讲理的背后，是山坡地和马蹄田的死守，个人主义思想的深重，一家几代至少十号人生命的轻重。
每天爬山岗后大山，也是岩下陈门前高峻的山岭，可以看西腊大山的阴晴圆缺，内心却在敬重地祈祷挂钟尖的“神明”。至今还觉得，要看塔山大景区和通洲桥的远景，山岗后大山的山顶应该是最佳处，如果有人在这里建亭，我会举双手双脚赞成。但这重重山岭已满足不了我的胃口，石埠初中前后两两四年的时间，我的心啊，已高过了覆船山下近外阳砖瓦厂的烟囱，掠过蒋畈自然村东山岗的巍峨，直奔射山，像父辈一样向龙门大山进发。那时候，我那幼稚却蓬勃向上的心，已与背后险峻的太阳岭和不远的水牛背填满。
我好像是穿中山装进兰城读书的，也是穿大哥的草绿色的军官军装告别杭城，又到兰城工作的，虽然曾下死咒不回农村工作，与三江口为伍，但毕竟是泥腿子出身，脱不了农家子弟木讷、谨慎，思前顾后、酸不溜秋的本质。
说了半个世纪普通话的我，讲了三十年兰溪话的我，还存留梅江话那浓重的口音，细细尖尖的音色，只要与陌生人嘴对嘴对上几句兰溪话，他们就知道我与生俱来的别号——“梅江侬”。当然，我要比曹聚仁二爷会伪装一些，把一只“土老帽”改换成了洗得雪白的“书生帽”，随兰溪市作家协会下聚仁村采风时，还戴上了口罩，缠上了围脖，额头热汗渗出，也不想如数摘下来、扯下地，毕竟书生的容颜见不得江东父老。所幸的是，在老家偶有心得，曾把蒋畈曹氏三兄弟、曹家女婿金式师长与陈家三凤的故事写成了《榭里人家》，上下有所承继，只是不愿也不想让老家人和智者见笑。
虚位待后人
除此之外，徒生白发，没有其它任何长进。
陈水河原创于2020.12.26早上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