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在后世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话。
秦汉以降,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恶毒办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历朝历代,都有人选择以“隐士”这个高洁的姿态终老一生。
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另一种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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