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三
《庸闲斋笔记》还有一篇讲辩伪是《鉴别书画真伪之不易》。
1、意思是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宋荦（音洛）说自己精于鉴别，远观书画就知道作者，这些都记录在《筠廊偶笔》当中。
陈其元说宋荦见识多，但只是能分辨各人作品的气韵罢了，至于是否临摹，恐怕也不能即刻审定。
当年东坡先生还不知道秦观的时候，秦观得知他将过扬州，就模仿苏轼手笔作诗，并书于山寺的壁上。东坡果然不能分辨，吓了一大跳。
直到后来秦观的老师孙觉拿来秦的诗词集，东坡这才恍然大悟：过去书壁的就是这个年轻人吧！
苏东坡当时都不能辨别壁上是别人还是自己写的，千百年后的人还能分辨苏笔，甚至认定无误，有这道理吗？
我家五世从祖陈邦彦书法最得董其昌神髓，自少至老每天临习不辍。别人把他的临本裁去“某人临”以后，就以董笔出售，常卖得好价。
圣祖康熙帝最喜欢董字，但凡外吏进呈的董香光书作，如有疑惑则总是沉吟道：“这是陈邦彦写的吗？”
乾隆帝甚至把内府的董书笔迹数十轴都拿出来问邦彦：“这里面哪个是你写的？”邦彦审视良久，叩首谢罪，他自己竟不能分辨了。
2、陈其元提到康熙朝礼部尚书宋荦的鉴定逸事，在《筠廊偶笔》的上卷里，颇为传奇。
1）有一则说许孙荃家藏有一轴鹌鹑，上面有明末陈洪绶题跋：“此北宋人笔也，不知出谁氏之手。”我看了看，定为北宋崔白。
崔白是北宋中期画家，本号旧文《哪个才是宋徽宗》曾介绍过蔡絛（音涛）的《铁围山丛谈》，书中记载宋徽宗的画风学自其知客吴元瑜，而吴画即学自崔白。
此时座间有人窃笑，以为我随口一说。过了会儿我持画对太阳光一看，在背面一角看出图章“子西”，这正是崔白的号，大家这才叹服。
后来这件事传到黄州司理王俟斋那里，他还是不信。于是他有一天宴客，大厅悬挂一幅画，我从门外轿子上看就断为明初林良的。等下轿近前细看，果不其然。于是王俟斋也折服了。
宋荦娓娓道来两则故事，不禁使人由衷佩服，落落大方的传奇形象如在眼前，尽管他的判断都带一点赌的成分。
当代有徐邦达“半尺”见真章的功夫，以极其有限的素材做判断当然不是虚诞。见识广、功夫够深的话，看书画如同自己动笔，方寸间都于心有戚戚。这样就会逐渐生出灵性，一般情况下想看走眼都难。
2）再看《筠廊偶笔》别的条目，有旁征博引，对王安石、苏轼（实为欧阳修）菊花落英的公案写的论文。
王介甫写《残菊》诗“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据说苏轼回他“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后来老先生把他发到黄州，东坡这才明白造物万千，心生愧疚。
宋荦“寓黄数载，种菊最多”，看到秋菊并不落花，就开始疑心这个说法。于是察《菊谱》、《黄州志》，又引《诗经》和《楚词》，他的结论大致可以总结为：黄州秋菊亦不落，特有黄花吟夕餐。
菊分落与不落，王安石的诗没问题，欧阳修质疑“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则是不知道叶瓣疏离的会被吹落；
黄州的菊花是不落的，所以“子瞻见之，始大愧服”只是附会，这故事本来也和苏轼不相干；
王安石用《楚辞》的“夕餐秋菊之落英”来佐证菊花会落，但这里原指始开的菊花，叶瓣甘香可人，并非他的“残菊飘零”。
宋荦的论证信息量大，概念的轮廓很清晰。
但书中也有“楚之黄安县野塘荷叶数百，为暴风卷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叶不乱”这样使人零乱的贯口；
甚至有更加豪迈的壮举：“我（宋荦）任黄州通判时，率部一日猎三虎，都是利落得手。其后连捕十余只，黄州虎害算是除尽。”
这么看来，宋通判“隔空轿上定林良”这一出可以写成折子戏，因为太传奇，会很精彩；但方法不科学，难保结果的正确。
换句话说，猜对了也是蒙的。陈其元据此说宋荦因为识多见广，看气韵就能猜出八九分，但是否临摹还是定不了。
不可否认宋荦的辨伪功夫，构图气韵、浓淡呼应，高手名家的画作也必然有这些符合审美要求的要素。
加上那个时代低劣的伪作寸步难行，官宦家宴总不会挂出个没品的物件，猜个熟悉的画家还一语中的也不无可能。
只是要遇上陈其元上文所说的钱伯声、陈邦彦，宋大人就得露怯。辩伪重要的是小心求证，是不是隔山打牛并不重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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