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安国《尚书序》言：“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主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怎不见《尚书》？《尚书序》交代，“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可见，《尚书》是西汉人起的名字，当初仅指伏生口授篇章。然而，孔壁《书》有百篇。《尚书序》交代，“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毫无疑问，伏生《尚书》不复存在了。那么，只整理岀五十九篇，怎知有百篇？有一“序”篇。此“序”，当同于《逸周书》的“附序”。也就是说，虞、夏、商、周之书的篇目、题解，尽在“序”篇。并且，由此断定，《逸周书》与孔壁《书》的原本，同出于周王室。
今所见《尚书》，何以不见“序”篇？《尚书序》交代，孔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他认为“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孔安国拆“序”而加各篇首，这不能不联想到《毛诗》。极有可能后人照他的做法，把原本“诗序”，拆成今所见“大序”、“小序”。若如此，那《诗》与《书》，共为周王室施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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